2019辽宁公务员考试冲刺模拟试题：激活民众力量 打造垃圾分类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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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公地悲剧”：一群牧民同在一块公共草场上放牧，大家都想多养羊这样就能多受益，然而，草地的载畜量毕竟有限，如果对羊的数量没有任何限制，那么后的结局必然是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公地悲剧”展示了一幅“当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处置公共资源时”的贪婪景象，每个人都知道无休止地使用公共资源会带来枯竭的恶果，然而每个人都无力阻止事态的持续恶化，甚至为了一己之利还要拼命捞一把，从而加剧事态恶化。

“公地悲剧”在很多领域都存在，例如部分偷排废气、废水、废渣的企业对自己的行为会给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心知肚明，但是处理废弃物必然导致成本上升，只能摊薄利润。于是，在“大家都不干，我为什么要干”的恶性竞争心态下，在管理存在漏洞、执法存在困难的情况下，环境成了唯一的牺牲品。

2.拧开一瓶矿泉水、往锅里撒入糖和盐、吞下一颗药丸或是给爱人手写一封情书——这些时候，你可曾想过，生活用品的制造商和你讨厌的空气污染、黑臭河塘有何关系?坐着电动汽车、开着节能灯、刷着环保油漆——你又是否坚信自己在为环保做贡献?很难想象，一些生活用品的知名品牌、制造商甚至自带环保光环的企业，它们的网站、社会责任报告里充斥着环保理念和故事，企业却屡屡被环保组织举报、政府通报。

宣称环保却言行不一，它们都是这个渴绿时代的漂绿者。不同于单纯的环境污染事件，漂绿是一种虚假的绿色营销。2017年3月15日，南方周末发布2016年度漂绿榜。耐克、中国盐业总公司、华北制药、立邦、康师傅、苏州吉姆西、苏州金龙等均榜上有名。

过去一年里，回顾国内各种以“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名义进行企业营销和公众传播的企业，较之两年前，数目增长呈喷薄之势。所谓的“漂绿”行径，也随之五花八门起来，从赤裸裸地欺骗到“模糊视线”，方式不同，程度也不尽相同，但目的只有一个——通过“绿色”营销行为，营造负责、友好或可持续的公众形象，从而在产品的环境效益或公司的绿色实践方面误导、欺骗消费者。

以“绿色”之名进行企业营销，无可厚非。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所熟知的一些跨国企业包括宝洁、麦当劳、沃尔玛就开始迎合西方消费者“环保”的胃口，如今，这些知名企业陆续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移植”到了中国。在“奥运会”“世博会”这样的国际盛会推动“绿学东渐”后，我国消费者环境意识逐渐增强，我国本土企业也越来越意识到了绿色营销的重要性，竞相为自己贴上“低碳绿色”“环境友好”的标签。

与二十年前的西方市场一样，如今国内本土企业以及在华跨国企业的绿色营销中，存在大量模糊、误导甚至是恶意欺骗的行为，从长远看，这对于社会造成的潜在影响在于，一方面可能会削弱消费者对真正绿色友好的产品和企业的信心;另一方面，由于误导和隐瞒，导致真实存在的环境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包括美国、加拿大在内的西方国家逐渐建立起针对绿色营销的消费者保护法和广告法，对于违背商业伦理的绿色营销行径进行了严格监督。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对于“漂绿”的认知也在日益成熟。而如今的中国，一切才刚刚开始。

3.2017年4月25日早上7点，郁江之畔的马鞍街逐渐热闹起来，50多岁的刘女士和爱人在大码头的粉摊开始营业。粉摊旁有4个垃圾桶，收拾碗筷时刘女士熟练地将吃剩的粉、豆浆杯、纸巾等分别扔进不同的桶内。“10多年了，分类早已经习惯了。”她说。

17年前的马鞍街可是另外一番景象:狭窄的街道拥挤杂乱，傍街而过的郁江吹来的并非清风而是浓烈的臭味。“垃圾全部往下丢，江边有一道很宽的垃圾带。”刘女士说，靠江的房屋全部紧闭窗户，垃圾清理就寄希望于“发大水冲走”。

“H县的垃圾分类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N市H县环保局党组副书记陈某说。2000年9月，H县正式开展垃圾分类收集试点，马鞍街和西街这两条为脏乱差的街道入选其中。

大规模培训是第一步。县里的工作组先对全县22个乡镇分管副职领导和街道社区负责人、学校负责人、环卫工人、个体户等关键人员和骨干力量开展培训，再由他们回去组织延伸培训。工作组还吸收“平民教育”和环保领域专家加入，他们和当地干部一起召集群众举办各种座谈会、经验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