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先驱者，宋初三先生对理学的贡献

第一个（开题）

胡瑗、孙复、石介被南宋理学家朱熹称为“宋初三先生”，他们著书立说，广收弟子，开讲学风气，彼此呼应，共同倡导儒学，在北宋儒学的复兴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为理学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三先生”以此被觉得是宋代理学的前驱，他们的活动被觉得是“开伊洛之先”。

宋初三先生在当时是齐名的经学家，他们治经并不是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夯实北宋政权。

他们觉得，为了夯实统治，就一定要全力厉行集权，重整伦常。

孙复曾经说过，：“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二者正合适作为统治理论按照，故此宋初三先生选用儒家经典，特重《易》和《春秋》。

胡瑗以经学闻名当世，他博通五经，这当中尤长于《易》学。胡瑗的学术思想是在他的教学途中通过讲授阐发的，今存世著作《周易口义》是其弟子倪天隐整理而成。他的《易》《洪范》学虽同汉唐所解带来一定不一样，但也并没有超过前人多少，尚没有脱出旧有的理论体系。

孙复以《春秋》名家，今存有《春秋尊王发微》12卷。他觉得孔子著《春秋》的目标是“尊天子，黜诸侯”，以春秋无道，因而有贬无褒，事事黜之。他对汉唐以来的章句注疏之学持否定态度。他治《春秋》，舍传求经，直抒“圣人”微旨，在学界导致风气，对宋儒义理之学起到开启作用。

石介虽然也有经学方面的专著，如《易口义》《易解》等，但均已亡佚。从一部分少的资料及其存世的《徂徕集》来看，石介对《易》和《春秋》都曾带来一定涉猎。

第二个（观点）

要夯实政权，就一定要振兴儒家的忠孝仁义学说；而振兴儒家伦常，申论儒家道统是一个重要途径。

宋初三先生极力标榜儒家正统，突出孔、孟的地位，宣扬儒家正统派的伦理教化。

宋初三先生觉得佛、道二教提倡“臣抗于君，子敌于父”，这是与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纲常不相容的，针对封建统治的夯实也非常不利，因而极力反对佛、道与儒“峙而为三”。

同时，他们针对当时所流行的四六美文“西昆体”也持否定态度，觉得这有碍于“圣人之道”。

在治经方面，宋初三先生的确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孙复，他治《春秋》，舍传求经，破除传统的“师法”“家法”，变《春秋》针对学为通学，开启了庆历学风。

第三个（过程）

宋初三先生不只是齐名当世的经学家，同时，也是齐名当世的教育家。

他们的学术思想就是在教学途中通过讲授阐发出来的。

北宋开国之初，专重科举，不注意兴学办教育。

而由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时常不适世用。

当时，国家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在这样的严峻情况之下，三先生积极从事教育，兴办学校，为国家培养各自不同的针对人才，以整饬国家。

孙复科举落第后，在石介的帮下，在泰安建学馆，启动聚徒讲学。后来，他又到太学讲学，影响颇大。

程颐在其《回礼部取问状》中曾经说过，：“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

石介居丧丁忧在家，在徂徕山下，一边耕作，一边讲学。据说，石介讲学后，“门人弟子从之者甚众。太学之兴，自先生始”。

胡瑗也是落第后面在苏州启动聚徒讲学，他在长时间的教学实践中累积了丰富的教学方式，被称为“苏湖教法”，这也是其教育实践中精彩的地方。他的教法导致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取先生教授弟子之法以为太学法，著为令”，还编成《学政条约》。

宋初三先生都曾经为国子监直讲，不仅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通今博古的有用人才，而且，针对宋及宋以后的学校教育也出现了很大影响。

故此，宋末的黄震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

第四个（目标）

不管是学术思想，还是教育实践，其后目标还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夯实封建统治寻找理论按照，造就人才。

根据唐末的藩镇割据和五代的分裂，三先生在政治上都极力维护王权，以加强宋代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

特别是石介，他虔诚地拥护北宋政权，热切地期望自己能为之出力。“好议论都省时事，虽朝之权贵，皆誉訾之”，“虽获祸，至死而不悔……无所讳忌”，积极支持庆历新政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

三先生维护王权，推行王道的政治学说，成为后来理学家政治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五个（总结）

总而言之，宋初三先生刻苦攻读圣贤之书，都拥有复兴儒学的决心，并付诸行动。

虽然他们还没有可以建构起新儒学理论体系的框架，没有从哲学的高度上提出儒学需处理的新问题，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但他们已为宋代新儒学的出现制造了舆论。

他们都广收弟子，大开讲学风气，把自己的思想倾向传播到各阶层人物，为北宋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的有用人才，这些人对理学兴起也作出了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