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里面的计数器是做什么用的，五台山寺庙里的钟和鼓什么时候打响是什么意-华宇考试网

佛教里面的计数器是做什么用的？

人的杂念太多，每一分每一秒，心思都在不停的动，故此，要用念佛号代替杂念。

计数器是辅助念佛的工具，但是，有一点需非常注意，心的重点要放在念佛上，不要只顾计数，忘记了念佛，那就失去了念佛的意义。

假设你是信佛的人，我告诉你，用一句话概括说，念佛的奥秘是：佛号一起，愿生西方净土！

印光大师教的一个念佛方式是‘三三四’，很好。方式是：念三声佛号，再念三声，再念四声，一共十声。（循环）

数自己的手指头念佛，也是很好的方式，能迅速减轻杂念。

五台山寺庙里的钟和鼓具体是什么时候打响是什么意思？

寺院的钟鼓源自于中国古代的传统。古代素有鼓楼定更击鼓、钟楼撞钟报时的礼制传统是重要的计时器之一，古人将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每时辰为两小时，而黑夜则将分为五更，每更次为一个时辰。

古人以早上先敲钟后击鼓，晚上先击鼓后撞钟来作为为文武百官的上朝和百姓的生息劳作和生活起居，称为“晨钟暮鼓”，寺院也同样如此。故此，并非常见理解的早上只敲钟，晚上只击鼓的说法。

寺院击鼓和敲钟的方式一样，俗称：“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如此两遍，共108下。为什么会是108声呢？古人用108声代表一年，一年有12个月，24节气，72侯（古人把五天称为一侯，六侯为一月，一年七十二侯），这些数字相加为108，这里说的的“周天之数”代表了包罗万象。

佛教的钟鼓，完整了保留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习俗，以我们延祥古寺作为例子，每天是早上4:30启动鸣钟，鸣钟的途中也不是仅仅的敲钟，还需要唱诵佛经，称为《敲钟偈》，内容就是向四面八方的佛菩萨致敬，愿天下全部苍生都幸福安康。时快时慢，时高时低，鸣钟结束以后，马上鼓声就可以响起来，优秀的鼓手会用鼓槌敲出风、雨、雷、电的声音，后三下鼓声是鼓楼一声鼓，大雄宝殿一声铜磬，三声鼓三声磬结束后，大雄宝殿的僧人就拉开嗓子吟唱佛经，一天的早课就启动了。

寺院的钟鼓，除了报时以外，还是重要的法器，非法会或重要节日是不可以轻易敲响的，就像我们古人的一句话“德不配位，无福消受”，不问青红皂白就去敲钟击鼓，会降低我们对佛教的尊敬心，折损我们的福报，败坏我们的运势，故此，全部的寺院都不会让人随便敲钟击鼓的。至于景区的一部分寺院，交10元钱完全就能够敲钟击鼓的地方，那些都已经商业化了，不是真正的寺院，只不过打着佛教的旗帜坑蒙拐骗的不如法的行为。故此，我们寺院的义工走在寺院里，发现进来的游客在敲钟或有敲钟的用意时，就要主动去阻止并说明，共同维护寺的氛围。

晨钟暮鼓安之若素，当然是早晨敲钟傍晚击鼓了

僧一行对占星术的发展作出了怎样的奉献？

僧一行(673――727年)

本名张遂，邢州巨鹿人(今邢台巨鹿)。

　　唐朝时期中国古代伟大的天文学家,也是公元7世纪世界杰出的科学家.

　　主要成就：精通阴阳五行之学,写成阐释扬雄《太玄》的专著，名声不小,一行的佛教著作，以《大日经疏》为其密教思想的代表.一行的天文成就涵盖制造出“浑天铜仪”和”黄道游仪”，水运浑天仪上设有两个木人，用齿轮带动，一个每刻(古代把一昼夜分做一百刻)自动击鼓，一个每辰(合目前两小时)自动撞钟。基本上它是现代钟表的祖先，比公元1370年西方产生的威克钟要早六个世纪，充分显示了我们国内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的聪明才智。重新测定了150多颗恒星的位置，多次测定了二十八宿距天体北极的度数。发现恒星运动情况，比西方早一千多年。设计制造了“复矩图”的天文学仪器，用于测量全国各省市地区北极的高度，修订的《大衍历》，纠偏了过去历法中把全年平均分为二十四节气的错误是我们国内历法上的一次重要改革。比较正确地掌握并熟悉了太阳在黄道上运动的速度与变化规律，《大衍历》应用内插法中三次差来计算月行去支黄道的度数，还提出了月行黄道一周依然不会返回原处，要比原处退回一度多的科学结论，一行组织了全国13个点的天文大地测量。并从测量数据中，得出了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南北距离就相差351里80步(合现代131.3公里)的结论。这个数据就是地球子午线一度的弧长。唐朝测出子午线的长度，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是首次。张遂的天文学观点，有的比世界著名天文学家早一千多年。

　　一行还编写了《开元大衍历》、《七政长历》、《易论》、《心机算术》、《宿曜仪轨》、《七曜星辰别行法》、《北斗七星护摩法》等。一行于开元十五年(727)十月去世，玄宗亲自撰塔铭，谥一行“大慧禅师”号。为了纪念一行的功绩，1956年1月1日发行僧一行邮票一枚,大家还将小行星1972命名为'一行小行星'。一行发现当时不少恒星的位置，与古代典籍所载的位置有若干改变。现代天文学称恒星位置的变化为“本动”。西方国家的恒星本动情况早发现，归功于哈雷慧星回归期的发现人艾蒙·哈雷(西元一六五六～一七四二年)，比一行晚了约一千年!……

　　距今三十七年前，我向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请教，有哪些试题合适写一部相关中国科学史的博论文。他就提出两个试题，一个是“晋书天文志”，一个是“唐僧一行”，结果我所选的是“晋书天文志”。十五年后，当我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任职的阶段，同仁洪天赐期望我提出一个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试题，我就建议选择一行为题。后来他的博士论文完成了，取得校外考试委员李约瑟博士的赞赏。洪天赐现任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职。

　　一行和尚俗姓张，名遂，生在唐高宗弘道元年(西元六八三年)。曾祖父张公谨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一位开国功臣，公谨三个儿子-大象、大素、大安，都是朝廷的大臣。但因文献无徵，不了解谁是一行的祖父，只清楚一行的父亲张檀，曾任县令。张氏家族在武则天时代已经衰微，一行就是生在武则天称帝的前几年。一行从小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稍长，博读经史书籍。他去元都观拜谒博学多闻的道士尹崇。尹崇因为一行虚心求学，对他非常嘉许，给他不少详细指导，并借自己的书给他阅读。有一次尹崇借了一部扬雄所作的《太玄经》给一行看。这是一部文词艰涩、内容隐晦的书，并不是大多数情况下读者所能看得懂。一行隔了几天便把这部书交还尹崇。尹崇起初以为一行是认为这部书名符事实上实在是太玄了，失了兴趣，赶还书。但当一行拿札记向他请教时，他却赞不绝口，并向外宣扬一行的学问，而且，因自己可以发现一位天才而自慰。从此一行就以学识渊博而名于长安。

　　后来一行为著规避武三思(?～七0七年)的拉拢，跑到蒿山的嵩阳寺剃度出家，改名敬贤，法号一行。他也藉著遁世绝俗的机缘，和对天文、历法、数学等有修养的高僧接触，就近请益。嵩阳寺的主持普寂禅师十分赞赏他的卓越表现。有一次嵩阳寺举行盛会，邀请四方沙门莅临观礼，著名隐士卢鸿也在会列。卢鸿被邀请为大会写一篇文章。写成后，卢鸿把它置在几案上，对众宣布假设有人能诵读这篇文章，就马上收他为弟子。他这篇文章实在是句僻字古、深奥难解，并非常人所能读通的。一行上前拿来看，就放回案上。卢鸿看见一行的行动，颇为不满，正想开口指斥他轻薄，但一行忽然回头望着他，瞬息间把整篇文章背诵出来。卢鸿非常惊讶，他告诉普寂没有能力教导这样一个门徒，应该让一行自己去游学。

　　不久一行辞别嵩阳寺，启动云游求学，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天台山的国清寺。当时国清寺有一位精通数学的高僧驻锡，可惜姓名，法号都不祥。一行往国清寺的目标，就是专诚向他求教。下面引述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的记载：

　　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不辞千里。尝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有流水，一行立于屏间，闻院中僧于庭布算，其声簌簌，既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没有人导达耶?”徐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合转西流，弟子当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诸法尽授其术焉，而门水旧东流忽改成西流矣。

　　上文所述的数学是指传统数学，包罗术数和目前所指的数学。大衍和易数有密切的关系，也和目前所指的数学有部分关连，下文自有交待。

　　西元七一一年，一行回返嵩阳寺，朝廷有意邀他参政，但他以健康欠佳为藉口婉辞。稍后一行再度整装远游，去玉泉山的玉泉寺，专心研究占星术。不久唐玄宗(七一二～七五六年在位)即位，朝政革新，文化和科学都呈现着蓬勃的情况。玄宗派遣一行的族叔张洽去玉泉寺，劝一行晋京。五年后，一行终于上京，玄宗亲予接见，一行便驻锡华严寺。在这这个时间段，他有机会和不少精通天文和历法的印度僧侣交往，从中取得印度天文学方面的知识。

　　一行往长安与密宗从印度传入中土初期巧合。密宗是由西元七一六年善无畏Subhakarasimba(六三七～七三五年)和西元七一九年不空 Amoghavajra(七0五～七七四年)、金刚智Vajrabodhi(六七一～七四一年)先后携入该派的经典。一行从不空学得密教，他们两人结了亦师亦友之交，由一行帮助翻译经典。不空的一位弟子惠果(七四六～八0五年)为长安青龙寺主持。日本的真言宗为弘法大师(七七四～八三四年)所创。他入唐求法，在长安青龙寺受戒时法名空海，师事主持惠果。故此，一行和善无畏、不空、金刚智和弘法几位高僧，在日本真言宗里具有崇高的地位。日本高野山真言宗圣地供奉有中土传入的一行大师绘像。闻说京都东寺亦有一行像，惜未得一见。

　　有三个从印度移居长安的家族，对印度文化东传和唐代天文学的发展曾作出很大的奉献。它们是瞿昙氏Gautama、俱摩罗氏Kumara(又作鸠摩罗、拘摩罗等)、迦叶波氏Katyapa三个天文专业家族。一行上京时正值瞿昙悉达Gautama Siddharta任太史令职。他曾修理当时的铁浑仪，西元七一八年翻译九执历Navagraha，西元七一八至七二六年间编纂《大唐开元占经》(简称《开元占经》)，采入不少秦汉以来天文和占星术少资料，还有一部分从印度传入的天文和数学知识。一行和这些家庭有来往。比如瞿昙氏家族对一行后来的“大衍历”提供了一种日食计算方式和一种占星书，而取得一行支持者则是俱摩罗氏。

　　当时善无畏、不空、金刚智几位密教高僧都在长安的大兴善寺内驻锡。瞿昙氏、俱摩罗氏和迦叶波氏也在大兴善寺居住。日本入唐高僧空海也尝在这里驻锡。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在西安西北大学讲学，顺便访问大兴善寺，凭吊唐代印度高僧所驻锡和一行常到访的遗迹，当时的屋宇现目前已经一无所存，遍布乱石和杂草，附近新建了空海大师纪念碑，这是由日本真言宗资助所建的。日本的真言宗又资助重建青龙寺，在旧址附近，供奉善无畏、不空、金刚智、一行、惠果、空海等画像。

　　言归正传，当开元九年(西元七二一年)，唐玄宗面临历法需修订时，他便召见一行，因为他清楚要执行这一项重要而且，困难的任务，除却一行，没有任何人可以担当得起。

　　一行准备启动观测天象时，便发觉当时所用的天文仪器都已经陈旧腐蚀，不堪使用。他便马上重新设划，制造两座比之前更为精密的仪器。他取得梁令瓒的援助，共同进行这项工作。经过了三、四年的岁月，这两座巨型天文仪器终于大功告成。一座是以铜制成的黄道游仪。这是用来测定日、月、五星在本身轨道上的位置。它的设计比较之前所用的游仪更为精密、更为完善。以往的游仪都是赤道装置，仅可以测得日、月、五星的运行，但是，没法直接确定它们本身轨道上的位置。黄道游仪的特点是仪器上的黄道环和赤道环不是固定在一处，故此，可以依据它们的旋转变动，从仪器直接取得答案。黄道游仪在开元十三年制成，唐玄宗亲为制铭，置于灵台以考星度。灵台是天文台的古称。

　　一行的第二座天文仪器是水运浑仪。这是依据东汉张衡(西元七八～一三九年)的浑天仪水力推动原理而制成的，不但能显出日、月进行的规律，而且，可以自动记时。据《旧唐书· 天文志上》记载：“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刻自然撞钟”，算得上世界上有史以来早的一座自动计时器。后来北宋的苏颂(西元一0二0～一一0一年)制造元祐仪，并写了一部《新仪象法要》详述这座仪器的构造。他说元祐仪系以古法为台三层。这里说的古法该是指一行的水运浑仪。李约瑟、王铃和普莱士Derekde Solla Price在他们的一部《Heavenly Clockwork》(一九六0年出版)中称元祐仪为一座天文钟。“钟”是一具针对自动计时的仪器。一行的水运浑仪和后来苏颂的元祐都是天文仪器，同时也是自动计时器，一物两用。因为压根没有一个代表自动计时功能的针对的名词，这两座天文仪器所具有的自动计时功能，便渐渐被忽视了。西元十六世纪下半叶，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西元一五五二～一六一0年)带来自鸣钟，当时没有人想起一行的水运浑仪和苏颂的元祐仪实际上早已具有自鸣钟的功能。

　　通过以上两座天文仪器的观察，一行发现当时不少恒星的位置，与古代典籍所载的位置有若干改变。现代天文学称恒星位置的变化为“本动”proper mtion。西方国家的恒星本动情况早发现是归功于哈雷彗星回归期的发现人艾蒙·哈雷Edmond Halley(西元一六五六～一七四二年)，比一行晚了约一千年!三十馀年前天文学家陈遵妫第一提及一行发现恒星位置移动问题;天文学家席泽宗觉得这是因为古代观测天象仪器不够精确所导致;而李约瑟的意见是，不管如何，在一行的心里，他所用的古代观测记录是可靠的，他觉得恒星的位置是已经移动了，那就是“恒星本动”!西方科学家很重视恒星本动的发现。三十三年前，我在英国剑桥，路上碰见一个朋友-在剑桥天文台工作的天文学家阿瑟·比尔Arthur Beer。他手里拿着一部分信件，正赶往邮政局想要买邮票寄出。我们就跑到总邮政局邮票售卖处的前面停下，因为还有半小时才下班而且，没有其他顾客，我们继续聊天，所谈的是僧一行的天文学成就。他说一行发现恒星本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又说因为一行有过目不忘的天赋，假设他来参与剑桥大学的毕业试，理所当然胜人一筹。后来他想起来邮政局的目标时，已经是下班时间了。他赶去柜台买邮票，邮政员对他说：“来不及了，请你明天再来吧。”可见连西方的天文学家也津津乐道一行在科学上的成就。

　　实际上我和阿瑟·比尔都是同在一个六人小组共同研究一行在天文学上的另外一个大奉献-那就是他的子午线测量的工作。从现代的常识来说，子午线是通过南北两极所画在地球上的一个想像中的大圆圈，圆圈分为三百六十度(在中国传统天文学上，这个圆圈是分为三百六五又四分之一度)。假设可以测得子午线一度的弧长，那完全就能够算出地球的大小了。

　　自汉朝以来，大多数情况下从事于天文工作的人员，都是凭着夏至或冬至的正午，在南北两个地址位置所测的日影长度，来作臆断。他们觉得假设两地的日影长度相差一寸，则两地的距离是一千里。他们测量日影的方式是使用一支八尺高的标杆。实际上这个“损益寸千里”的说法，依然不会正确可靠。隋代的刘焯(西元五四四～六一0年)就不一样意这个理论。他主张在夏至、冬至和春分、秋分时在黄河南北两岸的平地，实测日影在正午的长度。他的计划已经递呈朝廷，隋炀帝表示赞同这份奏本，但是，没有赐给任何人力和经费上的现实援助，因为这个原因刘焯的计划自始至终没有施行。

　　一行所领导的天文测量工作，可以如期进行，这是因为他取得玄宗的信任和太史监南宫说的鼎力支持。一行的工作人员所测量的地带是以黄河南北地区为中心，北至北纬大概四十度，南至北纬十七馀度。一行是以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告成镇)为中点，指派工作人员去分布于南北区所指定的地址位置进公务员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候，各处所测的数值，都要和在阳城所测的数值作为比较。一行实地测量所取得的成果，终于推翻了过去“损益寸千里”的理论。

　　除开这点一行又按照河南平原上面四个规测地址位置，计算子午线长度和北极高度的关系。所得的结论是子午线每“度”相等于三百五十一里又八十步的距离。中国传统的“度”是以太阳一昼夜的移动为单位。太阳一年移动一周天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度”。折现代的公制，一行所取得数值是：一度的子午线在地球平面的弧长是一三二点零三公里。从现代科学观点来说，这个数值并不是很准确;但是在西元八世纪，采取此实地测量方式，可算是科学埃拉托斯散纳Eratosthenes(西元前二七六～一九五年)，曾经试图测量子午线一度的弧长，但他的测量规模和准确性远比不上一行的工作。另外一次的测量是由阿拉伯回教国王阿尔·马蒙Al-Mamun(西元八一三～八三三年在位)主持，晚于一行约九十年。

　　我们还试图解答一部分相关一公务员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量子午线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弧长的准确性。因为一行所取的子午线太短，仅仅大概二百公里，难怪弧长不甚准确。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关一行是不是有地球是圆体的概念。张衡的《浑天仪注》有“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弧居于天内”的记载。一行想已熟识张衡的著作，而且，他在长安与精谙天文学的印度专家来往很密切，故此，他对地球的形状该带来一定闻，且有地球圆周弧长的概念。一行的答案显示他对繁复的算式可以应付裕如，可能是得力于印度高僧或专家所详细指导的三角函数表。r 　　一行制造新天文仪器，作具体的天文观察，和进行子午线的测量，目标在编制一部新历法，以取代已经不可以满足当时天象观测的“麟德历”。他编制新历，大概自开元十二年(西元七二四年)启动。他一个方面校验自己所观测的结果，另外一个方面博览前代的历本。当时有二十三家的历法，这当中受他重视的是刘焯的“皇极历”。他也曾经采取印度历法的一部分长处，以审慎态度取长补短，并不是都采取印度的历法。

　　以往刘焯觉得太阳运行速度有快慢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发现。可是他对这样的不均匀的运行情况，示能充份了解。一行补充他的发现，指出太阳运行的速度是由快渐转慢(道是从近这几天点太阳速度快时启动)，再由慢渐转快(即由远日点太阳速度慢时启动)。这基本上算是一行在天文学上的另外一项重要奉献。一行从太阳运行的快慢情况出发，根据不等时间间隔，具体安排二十四节气，以此进一步指出，刘焯所用的“等间距二次内插法”来计算相邻两节气间太阳运行的速度是不一定程度上的。因为这个原因，他便改用“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以算出相邻两节气间的太阳运行速度。

　　这里说的“内插法”，乃是“近似计算法”的一项重要课题。刘徽注《九章算术》第七章“盈不够术”就是一种简单的内插法，亦即是这里说的“一次内插法”。印度数学家布马古达Brahmagupta亦曾使用类似刘焯所用的“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年代大概是西元六二八年，比刘焯稍晚。后世天文和历法工作者，沿用一行的内插法公式达五百年，直至元代郭守敬(西元一二三一～一三一六年)编订“授时历”时，才改用“三次内插公式”。由此可见，天文学的持续性发展，对数学的要求也愈来愈高，这样一来就促进数学的发展了。高次内插法也是中国数学所达到的一个人流高度聚集。我们可以晓得一行在数学上的成就，依然不会逊于他在天文学的享誉。

　　一行为了编订新历法，耗费了六年的岁月，他的新历取名“大衍历”。这个历法追算出上古的一个“日、月、五星如联珠”的阶段作为起点，算出“上元阏逢困敦之岁”，距开元十二年甲子岁，岁积九千六百六十六万一千七百四十算。一行所用的“大衍”这个名词已把对易数的关连表露无遗。一行所追算的上古“上元”的方式没有留存下来。后来南宋数学家秦九韶(一二0二～一二六一年)悟出所用的“大衍求一术”即《孙子算经》解答“物不了解数”题的方式。秦九韶也利用“大衍求一术”解答著卦问题和历法问题，可见传统数学是包罗术数，而一行在易数方面无疑是有很高的造诣。

　　“大衍历”的初稿在开元十五年(西元七二七年)完成。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行陪同玄宗往新丰(在今陕西临潼东北新三镇)。不料一行病倒，当天晚上竟在新丰与世长辞，享年四十四岁。玄宗敕令将他的遗体运回长安安葬，并为他建筑一座纪念塔。一行在长安时驻于华严寺。一九八四年九月，我访问西安，顺便访查华严寺古址，留下来的只是一座失修的古塔。闻说一行驻该寺时有原有另一座塔，后为地震所毁，我见到的一座是后来增建的。

　　一行逝世后，玄宗命大臣张说与历官陈玄景负责整理“大衍历”的初稿，并于翌年(西元七二八年)颁行天下。“大衍历”颁发后，风靡一时，广受欢迎，但是，也曾导致一场小风波。事因当时任职唐室的一名印度天文专家瞿昙撰，因为没有受邀参加修订历法工作，心怀不满，扬言一行的“大衍历”不过是抄袭印度古历“九执历”的一个历法，而且，一行未经同意私自加入若干错误。历官陈玄景及曾经帮助一行的南宫说也竟然随声附和。为了分辨是非，玄宗发布命令侍御史李麟和太史令桓执圭依据天文台的实测，比较“大衍历”、“麟德历”和“九执历”三种历法的准确程度。校验的结果，在十次的测验中，“大衍历”有七、八次准确，“麟德历”有三、四次，而“九执历”唯有一、二次准确。于是朝迁继续使用“大衍历”，一直到西元七五六年，被“至德历”取代时为止。三百年后，宋代大科学家沈括(西元一0三0～一0九四年)对一行的“大衍历”还尽力推崇。李约瑟也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中的《数学编》说一行是唐代著名的数学家，而在同卷的《天文编》中又说我们需一部有关这位精通天文大师的专书。我们基本上一行是历史上伟大的中国科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