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代的科举题目，成都七中学子-华宇考试网

本文主要针对南宋时代的科举题目，成都七中学子和各地初中数学教师选调考试试卷等几个问题进行详细讲解，大家可以通过阅读这篇文章对南宋时代的科举题目有一个初步认识，对于今年数据还未公布且时效性较强或政策频繁变动的内容，也可以通过阅览本文做一个参考了解，希望本篇文章能对你有所帮助。

南宋时代的科举试题？

假设我问：古代的科举考试考什么？也许你会不假思索地说：考八股文呗。

但这个答案依然不会准确，至少不够全面。对比科举制度，八股文的历史要短暂得多，科举制创立于隋朝，而八股文要到明代才产生。就算在明清时期，科举也不仅仅考八股文，明代的乡试与会试各考三场，首场试经义，此即这里说的的“八股文”，第二场试“论”及应用文写作，第二场试“策”；清代的乡试与会试也是各考三场，首场试经义及韵诗，第二场试经文，第三场试“策”。在八股文暂时还没有露出面目的宋代，科举考试的试题就更丰富多样了。

宋代的科考实行两级试：发解试与省试。发解试基本上等同于初试，由各州郡主持，学员通过发解试取得参与省试的资质；省试基本上等同于考研复试，由礼部主持，被录取者便可从此自进入仕途。至于殿试，一般都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宋代科举又分进士科还有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明经各个专科，以选拔专业人才才；除开这点，还有“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的特别考试，叫做“制科”。这当中以进士科为重要，录取的人员数量也多。后王安石罢诸科，只保留进士科与制科，另设新明法科遴选司法官。

我们要讲解的主要是进士科省试与殿试的考试试卷。宋代省试的科目虽然屡经变革，但有四个科目差很少是必考的：诗赋，经义，论，策。殿试一般都是试策。各个科目各有其功能，用宋人，来说，“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

我们都习惯将目前的高中毕业考试比拟为古代的科考，实际上科举要比高中毕业考试重要得多，高中毕业考试只是高校录取新生的门槛罢了，科举反而传统社会选拔贤能之士治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的设计目标是识别、发现优秀的治国人才，“网罗天下之英隽”，因为这个原因需以试诗赋考核参加本次考试者的文学才情与审美能力，以试经义考核对经典义理的理解与阐释，以试论考核参加本次考试者的学识与见解，以试策考核处理时务的识见与才干。

宋人轻诗赋而重经义、策论，如司马光极力反对以诗赋取士：“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大者道德器识以弼谐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县，其次方略勇果以扞御外侮，小者刑狱钱谷精选整理提供给役使，岂可专取文艺之人，欲以备百官、济万事邪？”诗赋试题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渐渐下降，经义与策论的重要性则得到强化。

从题目作答形式上看，试经义、试论、试策都拥有点像今天的高中毕业考试作文，都是以议论文为主，目标当然是为了测试学员针对经典、史事、时务的见解。考试时，主考官会在试场前面挂出一块帘幕，“出示试题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大多数情况下考三场或四场。

详细来说，试经义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学员阐述其蕴含的义理。明清时试经义演变成考八股文，从外在的文体形式到内在的思想都严重僵化，但是在宋代，大家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语本为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碑铭，我们借用来形容宋人之学术，陈先生理所当然同意，因为陈先生又说过，“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为自由。”），学员可以自由解经、传注、质疑古说、阐发新见，“借他试题说自家道理”，甚至不乏“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者。

王安石设经义科目，并试图将他的新学立为考试评判标准，即受到司马光的抗议：“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令天下学官介绍及科场程式，同己者取，异己者黜。……若己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司马光所追求者是各家各自解释经学，百家争鸣，在思想市场展开竞争。

试论，则类似于出题作文，一般是要求学员评论经史记载的某个典故或某一位历史人物。北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科省试的论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典出《尚书》孔安国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换成目前的说法，这试题就是“论疑罪从轻”。当年苏轼的参加本次考试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获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还杜撰了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连欧阳修都不了解出自何典。这要是放到明清时期，恐怕有欺君之罪。

试策跟今天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差很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主考官就时务提出详细问题，让学员发表见解，故此，又称“策问”，学员的回答则称“对策”。对策一般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洒洒写了上万言的对策。因为策与论都是议论文体，宋人又将两者并称为“策论”。

策问时常可以反映出题者的“问题意识”，不少当过主考官的宋朝文人都对自己拟出的策问试题有部分“敝帚自珍”，将策问收入自己的文集。如《欧阳文忠公集》收录有策问多道，这当中一道问：“周天子之田方千里，号称万乘，万乘之马皆具，又有十二闲之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车马，车马岂很少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其牧养之地又几何，而能容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广矣，常患无马，岂古之善养马而今不善乎？宜有说以对也。”此题涉及对宋朝缺少良马问题之关切，而要问题回答这道策问，不但需对马政有真真切切见解，也要理解并掌握一部分的数学、几何与畜牧业知识。

熙宁四年（1071），苏轼担任开封府试官，出的策问试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试述专权的优劣”。当时王安石与宋神宗正推行新法，王氏“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产生专制的苗头。苏轼拟此试题，自然是想引导学员对君相“独断”时局的注意与思考。

宋朝是国家全面推行科举取士的第一个王朝（唐朝虽然也有科举，但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宋代的进士选取数目扩大了十倍以上），科举制度为宋王朝源源持续性地输送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尤其是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省试，产生很多的牛人：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吕大钧、程颢、王韶、吕惠卿……，后来的宰相章惇也参与了本次考试，但因耻于名列其侄子章衡之下，放弃了功名，嘉祐四年又参与考试，名列进士甲科。这份名单，庶几囊括了当时优秀的政治人才、文学人才与哲学人才。事实上宋仁宗朝四十年间，很多才俊都被科举制发现，进入国家的储才库，基本上做到了“野无遗贤”。

我们看看宋代科举考试的试题，便会相信它确实可以遴选出有才学、有见识的国家治理人才。今天有部分朋友将科举考试想象得既然如此那，不堪，明显是对科举制度的历史缺少了解、又先入为主地存有偏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