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考课制度的特点概括，两汉时期的考课制度的特点

两汉时期考课制度的特点概括？

考课制度是两汉时的官吏考查制度，主要是课计制，即考课和上计。它的特点：

1.两汉时期的考查在程序化、规范化等方面较秦朝都拥有所发展，并形成一定的规模。

2.考查的主要内容和组织机构也更严密，成为一项重要的官吏管理制度。

3.这个时候人事考查理论则得到很大发展。如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中、王符在其《潜夫论》中，对官吏的重要性及考查的原则、方式、重点等提出了独到见解，对后世考查制度的建设，特别对中国古代人事考查理论的完备具有重要影响。

4.汉元帝时《考课课吏法》正式颁发，可默认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查制度后确立的标志，我们国内古代官吏的考查制度也在这里时基本确立。

汉承秦制，统治者在吸取秦亡教训的基础上，专门对各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完善。秦汉时期是我们国内中央集权制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官僚政治体系在秦汉时期得以确立和发展，考课制度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为历代考课制度提供了范本。

统治者开展官吏考课制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考察吏治，将官吏置于自己的管控之下。官吏作为古代统治者管理国家的中坚力量，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各王朝统治者都为整肃吏治，对考课制度进行了持续性地修订与完善。

汉代官吏考课制度特点

（1）考课标准方面

汉代统治者对官吏的考课既注重政绩，又注重品行，这不单单是注重官吏综合素质的反映，还是一种合适品评官吏的方法。在以政绩作为考课依据的情况下，各级官吏会为获取良好的政绩而努力履职，以期考课时能获取好的名次。而针对品行的考课，先秦时期就已有之，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官吏自己具有良好的官风官德，不仅可以维持官场的吏治清明，而且，还能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贾谊曰：“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

针对这个问题，统治者在考课方面，将官吏的品行作为一项标准很有必要。遵行“德才并举”的考课标准，不仅仅只有利于汉代官吏综合素质的提高，还促进构建良好的吏治氛围。

德才并举的考查方法

为做到客观公正的考课，汉代统治者建立了科学的考课机制。第一，在考课内容方面，既对官吏进行全面考课，如对郡国守相，会考察其对整个郡国的治理情况；还会按照郡县中重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项考课，若郡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郡国守相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所辖地域的治安，中央会以“盗贼多少”为标准对郡国守相进行考课。如尹翁归针对京师地区“盗贼盛行”的情况，进行了严格有效的治理，以此形成了“京师畏其威严，扶风大治”的局面，自己“以盗贼课，常为三辅”。

统治者按照现实情况和任务来考查、评判官吏，做到了公平公正，而且，在公平合理的制度下，促进朝廷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发掘人才。除开这点汉代对官吏的考课依官职大小采用不一样的考课频率，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新意。董仲舒主张，对不一样级别的官吏采用不一样的考课频次。因级别非常高的官员负责的政务较为繁杂，而有部分很大的政务在短时间之内没办法见成效，针对这个问题将进行三年一-次的大课。接受考课的官吏会将每岁的考课结果作为下一年施政的参考，现目前年有了亏空问题，有三年考查期，可以努力把“空”追回，盈利好的，则以丰补歉，可见汉代考课制度的合理性及科学性。

（2）考课运行方面

1.严密的考课体系

汉代官吏考课由地方到中央，由内郡到边郡，层层进行，形成了中央课郡国、郡国课属县、公卿守相课其掾吏属官的模式。如此一来，统治者将全国各级官吏都置于考课系统中，保证了考课开展的全面性和严密性。汉代设立分层级的官吏考课机制，不仅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控制。而且，通过层级考课赋予了每一级官吏对应的考课权力，这在相对的程度上形成了较为合理的权力分配格局，有分权也有集权，有张有弛。在这样的机制下，不仅达到了强化统治的目标，还激发了各层级官吏工作的主动性，以此让汉代政治环境更富有活力与创造性。

2.多渠道的考课信息收集

为保证作为官吏考课依据的各种信息全面真实有效，汉代达到了考课制度与上计制度，巡行、监察制度，“举谣言”制的结合。自下而上的层层上计与自上而下的层层巡行、监察的相互配合，加上“举谣言”下的民间舆论监督，纵横交错，内外相维，考课内容的真实性得到了保证，这无疑对各级官吏来说是公平的。这样一种合理的制度创设，必将出现正面反应，如民意在这当中能够有一个参考作用，必将改变民众的热情，以积极地推动汉王朝的吏治建设。

3.公开化的考课评议方法

汉代对官吏的考课进行公开评议，主考者问，被考者答，与会人员监督，后面主考者结合“上计簿”等功绩材料进行审核查验并进行综合评定，后定等级，上报统治者对被考者进行赏罚黜陟。在该程序下，受考者的言论被置于众人监督之下，受考者自然不敢弄虚作假，这个问题就提高了考课的透明度。汉代公开进行考课活动，相对的程度上可减少各级官吏虛报政绩情况的情况，保证考课结果的真实性。

4.赏罚黜陟与考课结果挂钩

考课为统治者提供了了解官吏及地方治理情况的途径，但统治者“行考课”的目标绝不仅因于此。统治者通过考课将各级官吏处于自己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并据考课结果选拔优异的人才为夯实政权服务。针对这个问题，考课制度的落脚点是对官吏进行赏罚黜陟。在考课制度与官吏的赏罚黜陟结合的情况下，各级官吏会更重视考课，因为考课与他们的前途有关，课为“”者可得到升迁奖赏，而“殿”者将会面临着被罢免的危险。

考课制度使惩戒与奖赏这两个对立物得以并举，不管是惩戒还是奖赏，这对官吏来说都是一种制约和管理。惩戒可以起到警示官吏的作用，而奖赏则可激励官吏更好的施政。不仅是这样，考课结果与赏罚黜陟相结合，还涉及对考课结果的量化计算和记录，如对“功、劳”的计算和记录还有对官员的政绩分第都做到了量化，这属于科学化的操作方法，方便对官吏进行整齐划一的评定和赏罚。

考查的量化考查

从另一的视角看，汉代定期对官员进行考课，评定品第，定为“不称职”、“软弱不胜任”或“殿”者，会遭受免官的惩罚。在这样的情况，官吏在其政治生涯中将会持续性地接受督察和考课，官吏升降进出也会持续性出现。成绩优异的官员被提拔，不称职的官员被贬黜，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代官场的新陈代谢，适者生存，不适则被淘汰，极促进形成良好的政治风气。

汉代官吏考课制度的本质

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统治者的一切政治举措，后目标是强化统治。汉代统治者实行的官吏考课制度，也是用来强化王朝统治。通过层级考课，达到郡国对属县的控制，中央对郡国的控制，进一步将中央、地方官吏的管辖与控制权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中央集权制度

统治者制定各种制度在地方的推行效果与中央的集权化程度当中呈“正有关”关系，即当皇权势力强盛时，其制定的有关政策在地方会得到充分的落实，而当王权衰微之时，其制定的政策在地方则得不到有效的落实。官吏考课制度在汉代不一样时期的演变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政局较为安定的武帝、宣帝时期，考课制度得以持续性的完善和强化。而西汉、东汉后期，随着各自不同的势力抬头，王权受到严重威胁，考课制度的开展情况及功效可想而知。

除开这点将考课制度置于汉代治理国家的模式方面来看，汉宣帝曾有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是对汉代前、中期治国思想的本质性总结。实际上整个汉朝所实行的治国之略亦针对这个问题，采用的政策都是“王道”与“霸术”的结合。不论是打着道家还是儒家旗号的政治，只要它是以中央集权的帝国形态存在，法家思想就肯定成为它内部的基本体制。

西汉桓谭对“王道”和“霸术”具体分析释，这里说的“王道”，即“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这里说的“霸功”为“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着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尽管二者作为统治术，功能有异，但后目标是完全一样的，都也是为了维护大一统王朝的统治，针对这个问题统治者在施政途中要合理的兼用二者。针对官吏考课制度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通过对汉代官吏考课制度的分析，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汉代统治者对官吏的考课，主张依规进行。在官吏考课内容方面，统治者讲求“德才并举”，形成了“以法课吏”与“以礼课吏”相结合的考课方法。这样不仅仅只有利于良好吏治环境的建设，针对构建稳定的社会规则和程序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益处。

汉代官吏考课制度的影响

（1）汉代官吏考课制度的作用

汉代统治者重视官吏考课，并对官吏考课制度进行了持续性的蓬勃发展和进步和完善，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官吏考课体系。该体系在稳定社会，整肃吏治等方面能够有一个重要作用。统治者通过对官吏进行考课，加强了对官吏的管理和控制，具有察吏安民，稳固统治的作用。“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官吏作为古代统治者管理地方的中坚力量，一朝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公孙弘曾上书皇帝言：“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簿；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簿民，民不可得而化。”

“吏正”则“民笃”，“吏邪”则“民簿”，官吏的好坏影响治民的效果，进一步影响社会治乱，国家的危亡。而加强对官吏的考课，正是统治者强化吏治的一种重要手段。除开这点统治者将考课与官吏的赏罚黜陟相联系，通过升迁和奖赏，不仅改变了官吏工作积极性，提高了行政运转效率，还为国家擢拔了人才。通过降免和责罚，裁汰劣员，整肃了吏治并警醒了官吏。西汉太常丞谷永曾对考课的重要性发表议论：治天下者尊贤考功则治，简贤违功则乱。诚审思治人之术，欢乐得贤之福，论材选士，必试于职，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实以定德，小人日销，俊艾日隆。经日：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赏得于前众贤布于官而不治者也。

（2）汉代官吏考课制度运行中实质上的困难

汉代官吏考课制度在一定时期确能够有一个整肃吏治，安定社会的作用，但受到各方因素的影响，该制度在详细运行中还存在一部分问题。

1.存在考课不真实，出现弄虚作假情况

在汉代，统治者将考课与官吏的赏罚黜陟相挂钩，各级官吏为获取晋升，不要受罚，采用了各自不同的措施分明而确定地表现政绩。这当中就有部分官吏运用不正当手段伪造、虚报政绩。朝廷通过巡行、监察及拘校等方法进行应对并对“考课不真实，出现弄虚作假”的官吏进行严惩，但这样的情况仍没有任何办法去避免。在上层官吏对下层官吏开展考课时，会存在因“私利”而出现的行贿与请托情况。如东汉时期的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虛报纠举边远地区小郡清廉有惠政的刺史二十六人，因受官宦势力的干涉，产生了上报不真实，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在“私利”的影响下，考课的真实性与权威性肯定受到质疑。

2.在汉末运行受阻

官吏考课制度在汉代政治环境较为安定时期发挥了作用，但是在西汉、东汉后期，考课正常运转机制被打乱，考课实效则很难发挥。不管是西汉后期外戚势力的崛起，还是东汉后期的外戚宦官交叉替换专权，都对中央集权制导致了威胁。而考课制度依赖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并与其它政治制度的相互作用。西汉、东汉后期，作为考课制度保证的中央集权制受到破坏，考课正常的运行机制被打乱。

除上文中提到的东汉时期三公趋“形式化”存在外，还产生了郡县官吏不亲为政务甚至自行离职的情况。官员的不作为与未经同意私自弃官情况，肯定影响考课的正常运行。如《安帝纪》：“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然也有麋粥，糠秕相斗，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

3、考课中的皇帝独断

汉代，丞相仅被授予了考课权，但无权决定官吏的“赏罚黜陟”，需“奏其殿而行赏罚”，官吏奖惩权集中在君主一人。这一规定，在君主专制的汉代是合理的，也是统治者驾驭王朝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君主有贤明亦有昏庸，君主的好恶喜怒各异，这都会对官吏考课的执行效果出现影响。如武帝时期的亲自巡行，宣帝时期的“五日一听事”制度，表现出了对官吏考课的重视，该时期行官吏考课的效果就可以明显。若统治者对考课不热情，在听取汇报时轻率了事，考课的效果就可以大打折扣。

除开这点从汉代官吏考课内容看，不管是劝民农桑、还是钱谷出入，都也是为了夯实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并没有着眼于整个社会的蓬勃发展和进步，也没有将经济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环节，而纯粹是为了强化君权，这实际上是官吏考课制度所身处时代的局限性。不仅是这样，统治者所注重的官吏政绩，不少情况下是各级官吏通过盘剥百姓取得，如此做法会持续性的激化与民众的矛盾。

总结

考课制度是中国古代吏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代得到了迅速发展。在中央课郡国、郡国课属县、公卿守相课掾属的考课模式下，考课主司结合官吏的职务任期，借助上计、巡行、“举谣言”等考课信息收集渠道，对官吏的品行与政绩进行考课，并据考课结果对官吏进行赏罚黜陟。纵向来看，官吏考课在汉代不一样时期呈现出不一样阶段性特点。西汉前期主要紧跟官吏的军绩进行，后面渐渐向民政转化，西汉中期考课制度趋近完备，东汉晚期因外戚、宦官等势力的博弈而走向崩溃。

横向来看，官吏考课在汉代内郡与边郡亦存在不一样，西北边郡地区偏重军事。在汉代，官吏考课制度在稳定社会、整肃吏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存在弄虚作假、皇帝独断等弊端，但这当中有不少合理之处。如德才并举的考课标准、多渠道的考课信息收集机制、考课结果与赏罚黜陟挂钩等，被历代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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