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太学的教育内容是什么，汉代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反映了文化教育怎样的趋

东汉洛阳太学研究

杨作龙

提要： 洛阳太学自西汉至北朝，历经数百年，它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对后世出现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教育史上算得上奇葩。东汉洛阳太学规模浩大，人员数量多时达到三万人。东汉政府提倡儒学，致使太学人才济济，名流辈出。东汉太学的管理方法，不管是在对太学的管辖方面，还是在对学生、教学、卒业等管理方面，都拥有一套独特的管理方法。东汉太学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 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充分反映了他们的价值。太学对洛阳影响亦大，自东汉以降，儒学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因为这个原因，洛阳太学的历史奉献不可磨灭，而且，对今天的教育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洛阳太学 管理方法 历史奉献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其后，经曹魏、西晋，洛阳太学至北朝末衰落，历时六、七百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对后世出现了深远的影响，算得上我们国内教育史上的奇葩。

洛阳太学的数百年

自西汉武帝草创太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其在学人员数量，至西汉末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学亦设员三千。王莽时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当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月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建太学，距皇宫8里，学业重开。刘秀曾多次亲幸太学钦鉴诸博士相互论难，考究诸生学业，看学生的“雅吹击磐”等娱乐活动，并物质奖励博士弟子以劝学。明帝时，据《后汉书》儒林传和樊准传载：明帝“游意经艺，每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一次为诸儒讲论经典，“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太学声誉日高，匈奴亦遣人来洛阳学习。因为入学者多，又为功臣子孙另立屋舍以授其业。安帝时，“薄于艺文”，学宫颓废。顺帝继位后采纳翟酺建议，修缮太学，开拓房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其讲堂长十丈、广二丈（一说三丈）。竣工后，将试明经下第者都补入太学，并非常多吸收公卿子弟为诸生，还破格招收了有成就的童子入学。自此，各地负书来学者云集京师，学生人员数量大增。顺帝死后，在梁太后执政这个时间段，太学更取得快速发展。她曾诏令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皆遣子受业。并规定每一年以春三月、秋九月举行两次乡射大礼，以太学生充当礼生，盛况空前。自此，游子日盛，学生人员数量猛增至三万多。因为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一样，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书经文字以全私文者。针对这个问题，灵帝在熹平四年诏令当代名儒蔡邕、马日磾等正定五经文字，由蔡邕以八分隶书表达刊刻于碑以相参检，碑高一丈许，广四尺，共四十六枚。“骈罗相接”，立于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樟，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卒看守。碑落成之时，其观视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满大街小巷。经学之盛，于斯为美。宋苏轼曾赞誉曰：“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把当时生气勃勃的盎然情况表达得淋漓尽致。

自董卓之乱，太学被毁，典策文章，竟共剖散。当魏文帝曹丕称帝后，才又扫除太学灰碳，补石碑之缺，备博士员，启动招收弟子。至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又以古文、篆、隶三体刊刻石经《尚书》、《春秋》二部，精选整理提供取正。太学自曹魏在废墟上重建，至晋武帝时再次“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磷萃，远方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晋武帝曾三临太学并行大射礼，王公卿士、博士助教，并治礼掌故、弟子门人咸在列位。又设宴班飨，对学生的“勤学务礼，遵修旧典”大加赞赏。对学校各级官员，下及学生、乐工，厚施丰备。“人知所劝，宇承风，莫不景慕”，并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颂德，此即《三临辟雍碑》，太学再次发展进入高潮时期。西晋灭亡后，太学复又被毁。时至北魏， 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才又重建太学，连同国子学、四门学、小学，设博士达四十人之多。由此，经术弥显，学业大盛。培养的人才也年年相逾。直到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太学在洛阳才告衰落。

在教育上，洛阳太学之故此，显示出勃勃生机，当来源自于对三代教育的借鉴和在文化被禁锢后力量的迸发。夏、商、周三代主要是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师长大多是退职官员，缺少青春活力。而当时又是“世卿世禄”的体制，对教育的需求只是维持而不是发展。春秋时期社会已经在出现根本变革，对人才的需量增多，教育也终于冲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产生私人讲学之风。至战国，更产生了学术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道、法诸家相较，儒家以有孔学六经而特别显赫。至秦专崇法家，焚书坑儒，对文化的摧残、禁锢，使教育向前冲击的力量暂时隐藏起来。当汉代特别是在东汉敦倡儒学的条件下，这样的力量便以比之前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东汉的太学教育，在不少方面都显示了对以往教育弊端的抗击和针对曾被遏制的教育革新的继承和发扬。

洛阳太学的管理方法

一、太学的隶属及对太学的管辖

“太学”这一称谓，西汉武帝时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东汉光武帝时朱浮上书请广选博士亦云：“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之所由兴也”。东汉末著名学者蔡邕更明确指出：“太学以为博士弟子授业之所”。说明太学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国家教化的成功与失败。“太学”的内含和外延是古已有之的“大学”这一称谓没办法比拟的。段王载注《说文》太学条云：“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故此，“太学”称谓本身即是对以往教育的革新。

太学隶属太常管辖，“太常”为九卿之一，取“欲令国家盛太常存”之意，太学隶属太常更有实际上际意义。在管理上，太常持重的是选拔总领纲纪的祭酒（校长）和学识渊深的博士（教师）。东汉规定：“祭酒”一定要是“有聪明威重者”，其条件高于博士，或说是博士领袖。东汉设博士与西汉不一样。西汉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东汉博士须选试而后用，很强调博士的师表风范。即“既欲其为人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不能。”故此，东汉规定，太常卿每选任博士都要经过一定测试，并要上奏其能不能。非常强调“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经明行修”的选任标准。由此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博士官的选任后要由皇上审定。而且，选任时要有官员保举。其举状要写明被举人的品行、礼法、学识、身体状况及家族属行为是不是合乎礼度等。并且规定选任博士年龄限制在五十以上。在这点上既区别于西汉的以名流充任，又区别于春秋以前以退休官员充任师资的老化教育。西晋对选任博士规定：“博士皆取履行清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而且，在太常增设博士协律校尉员，太学博士、祭酒即隶于其下，制度更为严格。博士的任务主要为掌教弟子，当国有疑事时亦要掌承问对。博士为在职现任官员，俸秩比六百石，博士有固定员额，西汉和东汉初俱设博士十四人。按五经家法不一样其十四博士为施、孟、梁丘、京氏《易》；欧阳、大小夏侯氏《尚书》；齐、鲁、韩氏《诗》；大小戴《礼》；严、颜氏《春秋》。 加博士祭酒共十五人。在教学上，规定博士要以家法上课，每经按不一样家法各有专任博士一名。据史载，发展到东汉，以上要求又小有灵活。如光武帝时曾增设《左氏》学博士四人，后因受到公卿反对，不久废除。除开这点东汉还设有庆氏《礼》和伏氏《尚书》博士。授课虽讲求家法，然亦有兼说者。如光武帝时张玄，本为《颜氏》博士，他授课时又兼说严氏、（宣）冥氏《春秋》，针对这个问题，诸生上言觉得张玄“不要专为《颜氏》博士。”后张玄“没来得及迁而卒”。此说明规定已不如初时严格，而且，博士也在向兼授非本身博士课方向发展。如博士却仲学也就是在校外收徒讲授《春秋图纬》。为了验证博士的学识、考究博士的论辩机智，还常常由皇帝亲自主持博士当中或博士与名儒当中的辩论。光武帝刘秀即曾“会诸博士论难于前”；章帝大会诸儒于汉宫白虎观，以问难形式考详诸经同异，后由皇帝裁决，连月乃罢。对博士学识提升大有益处。

在仕途上，又可经博士入官。中央官，初始可任尚书、谏议大夫等，日久可致公卿；地方官，可任刺史、守、相。东汉即多有由博士升迁者。

二、太学对学生的管理

太学生有各种称呼，如东汉可称“诸生”、“博士子弟”、“游士”，入太学学习亦可称“受业太学”、“游太学”、“观太学”。西晋学生又有“礼生”、“寄学”、“散生”、“弟子”等称呼。太学管理官员除祭酒外，见于西晋《三临辟雍碑》的还有太学吏舍人、太学吏军谋、主事、司成等，东汉当与此相类。

学生的来源和入学，东汉规定：（1）六百石俸秩以上官员，都可以遣子受业；（2）郡国所举高材明经者，亦有国家所试明经下第者；（3）郡国学明经五十以上、七十以下的耆儒，经地方选送可入太学。虽然也有以上规定，但执行也较为灵活。由地方独自派遣者，如杨终，“年十三，为郡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即是。有的是受名儒推荐入学者，亦有由在学校念书学生讲解入学者。可见学生入学依然不会难，学生来自全国各省市地区。西晋时学生来自十五个州、七十多个县，东汉和西晋都拥有匈奴和西域的求学者。

学生的出身大多是官宦子弟，亦有家境贫寒者。这个问题就决定学生在类别上有正式在籍学生，此由史载太学生人员数量而知必有名录；有勤工俭学的旁听生，如庾乘，即是为诸生做佣工而旁听成就者。如宋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因为学生出身不一样，在待遇上也明显不同。一部分官宦子弟可享受国家俸禄，而贫寒子弟则不仅衣、粮自理，连照明的脂烛也要自行处理。

在生活上，学生居住条件、方法亦各不一样。有住校生，有在学校念书外居住者。住校生中也有集体群居者，也有独自居住者。更有举家居住者，如东汉太学初建时，鲁恭即与弟丕及母俱居太学，时恭年十五，弟丕年仅十岁。学生如何处理伙食？据《后汉书》梁鸿传载，梁鸿以童幼诣太学受业，因为他性情孤独，不与人同食，同屋学生炊饭后，招呼梁鸿乘热釜而炊，梁鸿不肯，竟“灭灶更燃火”。由此看学校似无集体食堂，只在宿舍外设有灶釜，有学生自营炊事。前述鲁恭与弟及母俱居太学，当也是为处理生活问题。

学习年限，规定满学制为八年，但因为学生入学时基础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对学生学习年限掌握并熟悉又比较灵活。学生中有在入学前即已通数经者，也有针对师事某一博士学习某一门经典者，自然时间要短。据史书记载，还有很多二次入太学学习的学生。学校对学生年龄也无统一规定，就史书所见，自十二岁至六十余岁。年岁不等。这当中年少游太学者亦不在少数。如颍川杜安，“少有志节，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学”，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时十二，各能通经，拜为童子郎。

三、太学的教学与卒业

学生的学习对战国时期的游学方法带来一定继承，学生在学校念书这个时间段可拜社会名儒学习太学中未开设的课程。有的时候，甚至是受钦命从名儒学习某一经典，如贾逵为章帝时洪儒，章帝就曾令贾逵自选《公羊传》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八人，教以《左传》。学生毕业后亦可游学他方，继续深入学习。

博士授时常采用讲大课方法，听课人员数量不等，多者可达千人。然亦有小课堂教学。因为学生自己支配时间有点多，有的学生时常参加一部分社会上的外交活动。因为这个原因，也有一个别上当的情况出现。东汉末年汉中的晋文经，梁国的黄子艾，二人恃其才智，炫耀于京师洛阳，伪托养病，不接宾客，“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名声，坐门问疾，犹不可以见”，太学生亦多闻风造访。后太学生符融“察其非真”又于太学辨其伪，并请司隶校尉李膺核察，后证明二人果为轻薄之子，惨叹逃去。

在太学中学生有很大时间进行自学，又有很好的自学条件，既有学识渊深的博士，又有本来就享有盛名的高才学生，学生有随时发问、请教的条件。因为在博士中相互论难蔚然成风，受其影响学生中亦有浓郁的学术气氛。学生可和负有盛名的学者论辩，服虔在为太学生时就曾以《左传》驳当时著名《春秋公羊学》大师何休所驳《汉事六十条》。因为当时学生中研读风气甚浓，不少学生都思维敏捷，“善论难”。太学亦为皇帝咨询国事之所，博士、学生都可发表意见，方便养成学生关心政治和国事的风气，东汉桓帝时太学生刘陶就曾几次上书陈事。因为太学生相关心政治和国事的政治素质，他们也时常把自己置身于社会重要政治斗争中，东汉后期的二次党锢之祸就是以太学生为主力的士人反对宦官的流血政治运动。

太学还有意识增多学生的社会实践环节，东汉和西晋在皇帝举行乡社典礼时，礼生即都以太学生充伍。

学生学习采用单科结业方法，每家经典学完后，要由博士主持答辩。严格按各经家法要求，讲求师承。答辩为五十道论辩题，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者，皆以为非。这对很小一部分学生来说是有部分束缚思想，但就整个学业教育来说，又是提倡不一样学派当中争论和提升不一样学派学术地位的保证。

学生的毕业分配，按照博士弟子成绩即通经多少随才而用。东汉末年曾诏令规定：

1、学习满两年，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可以通者随后辈试，通过亦得为文学掌故。

2、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年，考试能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可以通过者随后辈试，通为高第者，亦得为太子舍人。

3、已为太子舍人满二年者，考试能通四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其不可以第者随后辈试，通过者亦得为郎中。

4、郎中满两年，试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其不可以第者，随后辈考研复试通过后亦得补吏。

以上规定似主要为对公卿子弟的一种特殊待遇。太学中的贫寒学生学业满后不少都是返回乡里从事教学工作，他们可在地方被征辟请来为吏为官，亦可以通过举孝廉等察举方法入京为官。

从上面这些文章内容可以看得出来，洛阳太学对以往的教育有批判、有继承，而且，在发展途中亦多有创新。

洛阳太学的历史奉献

洛阳太学是封建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对以往教育制度加以改造的产物。当出现后又对当时的教育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自东汉明帝刘庄亲临太学讲学后，很快在全国形成重视儒家经典的学风，致使京师和王宫卫士、禁军悉通《孝经》，不论博士或是议郎，只要开一家之说，即有徒众数百。在东汉，从事教授经学是一种崇高的职业。很多太学生卒业返乡后不愿被征辟为官，而专心教授培养学生。东汉的大多数文官都是饱学之士，不少官僚家庭又是以经学传家，四世三公的经学各位考生亦不在少数。上至三公、司隶校尉等高级官员，下至二千石俸秩的郡守、王国相，不少都兼教授经学，有的门徒高达万人。有的学生在这些人的府第附近市买住宅长时间从学；有的学生亦随他们的官职改变而追随出入京城。这样的私人讲学的学生数量当又远大于太学生的人员数量。在教育上，官办太学、郡国学与私人讲学相辅相成，互为推动。适如班固在《两都赋》中所说：“是亦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而太学为其首。那就是东汉教育的特色。当时也有很多人在抢救儒家经典上做出了奉献。如《周礼》一书，当永平初年，只有河南缑氏杜子春能通其句读，颇识其说。杜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郑众、贾逵往受业焉”。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转相证明为解，逵解遂行与世。而永平年间的符节县令甚至上言要发掘秦昭王和吕不韦之冢，以“视未烧诗书”，倾心经典的急切可见一斑。

东汉太学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于太学的官员中，有很多号称“循吏”、“廉吏”，而太学生的“嘘枯吹生”的奉献，主要还反映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当时的太学成了反对宦官专权的强大阵地。以贾彪、郭泰为首的三万多太学生，他们品核供卿，裁量执政，形成强大舆论，被称为“清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致使“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显示出了太学生的舆论威力。并由此使社会形成婞直之风，有力推动了公卿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这在一定时期内针对整顿吏治都起一定作用。

太学对洛阳影响亦大，自东汉以降，儒学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东汉经学大师辈出，如郑玄、马融、贾逵、郑众、郑兴、服虔等都是饮誉当代和后世的著名大师。洛阳“自宋之前随时建学”，致使洛阳可与孔子设教的洙泗并称，并有西邹鲁之誉。特别至宋代，著名理学家创始人二程夫子即出洛阳，这与太学数百年雄踞洛阳的实效绝分不开。洛阳太学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它的借鉴价值也不容小看。

主要参考文献：

1、 马端临：《文献通考》

2、 范晔：《后汉书》

3、 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

由初的百家争鸣转向独尊儒术，由专业的学术研究转向迎合封建统治者并维护其统治地位。

因为太学中只可以学到儒家经典，故此，其他思想依然不会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了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仆。

太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成立太学就是为了传授统治者所推崇的儒学，故此太学的教育内容就是单一的儒学经典。太学的教学形式在初建期因为学生人员数量较少，采取很小一部分教学或小组教学，后面，随着人员数量的增多渐渐形成以“大都授”的集体上课形式。

由初的百家争鸣转向独尊儒术，由专业的学术研究转向迎合封建统治者并维护其统治地位。

因为太学中只可以学到儒家经典，故此，其他思想依然不会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了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特色和成就是玄学的兴起。玄学是魏晋时期产生的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想，构造出了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思辨性的理论体系。

玄学已三玄作为玄坛的主要思想资料，他们谈论的主要内容从表面上看是名教与自然等抽象的哲理问题，其实与政治的联系很的紧密。

儒、玄、道、佛各学派都为教育内容

玄学兴盛

这时期的支配思想是玄学。魏晋玄学是杂糅道、儒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士族腐朽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时，才性论也是魏晋之际的中心议题。这样的才可以与德性（识见）相互关系的争论，既反映了当时两大政治派系的斗争和“才”可以使人走向悲剧的现实；也是以玄学论辩为形式的教育方面的重要论题。

在这样的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与儒家相对立的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如嵇康反对儒家的礼乐名教,他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觉得，礼乐从各方面对人限制干涉是违反自然的。他把六经、仁义等等都当作污秽朽腐的东西，要一概丢掉。

儒道佛相争相融

与玄学家相反，儒家重视教育的作用。傅玄觉得人性是极活动的，容易受教育。葛洪在他的基本属于儒家思想的外篇中也强调教育的作用和努力的必要，他说：“才性有优劣，思理有修短”，但成功还在于自己的努力。

总而言之，这时期学术思想自由，儒、道、佛三者相互斗争又相互吸取，天文、数学、医药在私学中广为传授，学术与文化都拥有一定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也起了继汉开唐的作用。

这一时期玄学清谈的风气和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长时间的动乱影响了学校的正常规则和程序。九品中正制使士族有了做官特权不可以再需仔细读书；然而，皇室需利用学校来培养官吏。因为这个原因这时期的教育特点是中央官学衰微，呈现出时兴时废状态。

创立国子学

西晋创设国子学 西晋之前魏国曾立过太学。魏文帝于黄初五年 (224)正式于洛阳恢复太学。学制仍沿用汉代旧制，但略有不一样。因为三国纷争，太学生多半是为了逃避兵役，学业水平很低，百人参加本次考试能通过的不过十人。

西晋创立国子学是在晋武帝咸宁四年 (278)，并设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教授学生。惠帝元康三年(293) 明确规定官至五品以上子弟许入国子学，而太学则成为六品以下子弟求学之所。这是九品中正制实行后，士族享有政治特权在教育上的反映。它是中国于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之始，也是后世国子监的开端。这样的国子学与太学的分立，直接影响着南北朝和隋唐的教育制度。

宋代于文帝元嘉十九年 (442)正式恢复国子学，下诏书命令广训胄子。元嘉二十三年 (446)文帝亲临国学，策问学生，并给予他们和教授以奖励。齐朝建立后，武帝永明三年(485)也曾下诏立学，创建堂宇，置学生200人。不过齐立国 ，其间曾两次废学。梁武帝比较注意文教事业，于天监七年 (508)下诏兴国子学。

经学兴盛

天监八年诏书要求凡坚持学习能通一经的，经过策试可量才录用,就算寒门也不见弃。讲诵经学的风气曾盛极一时,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嘉德殿学士沈不害上书请兴学校,选公卿子弟入学，使助教、博士朝夕讲经，文帝很表赞成，下诏书按照他的建议施行。

魏晋经学的发展及其在教育上的影响东晋元帝即位，于建武元年 (317)设立了太学。这这个时间段魏晋经学的发展对教育有一定的影响。古文经学之得以立于学官是在魏初，而东汉的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自董卓之乱，博士流散，到魏初重新立太学时，博士所传授课试的已不是汉末的今文经学罢了被古文经学所取代。这一时期的经学虽退居次要地位，但是在政治上仍有它的重要作用，学校的教学内容也主要还是经学。这个时期经学的特点是由汉代的注重章句训诂变为注重义理，从两汉师法家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称为“魏晋经学”。本质性这已是儒、佛、道混合的经学。流传至今的重要经书，这当中魏晋人注的占了一半。他们注经的特点是广采众说,自出新意，其成就超越了汉代经师。官学和私学的教育内容也有了变化。南朝儒生启动有讲疏、义疏之学。口头讲经的记录称为讲疏或讲义，义疏是阐发经义比经注更详尽的著作。义疏之学是受了佛教讲经的影响。

学校萌芽

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

专科学校的萌芽 南朝兴建太学较有起色是在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时。这时征庐山处士雷次宗到京师开儒学馆于北郊鸡笼山，第二年又命令何尚之立“玄素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共为四个学馆。各聚门徒授业。史称“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就是说这时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科并立。这些学校存在时间虽不长，但这样的分科的教授制度是后代分科大学的开端。

齐武帝永明九年 (491)，廷尉孔稚珪上书要求国学设置律学助教，仿照五经办法，学法律的国子生经过策试，优秀的可提拔为执法的官职。他的建议虽被采纳但并没有实行。正式设置律学针对学校是在梁武帝天监四年(505) ，“初置胄子律博士”。

北魏在中央官学中设有律学和算学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除开这点医学也设有太医博士及助教。全部这些针对隋唐专科学校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建立

北魏汉化教育和郡国学校制度的建立

北魏的汉化教育和郡国学校制度的建立 北朝学校比南朝发达。孝文和宣武是北魏教育发达的阶段。这个时候学校制度方面更求完备，太学、国子学和四门小学并立,又开皇亲之学。孝文帝仰慕汉族文化,励行汉化。太和十七年 (493)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以后更速了汉化措施，请看下方具体内容令禁穿胡服、改用汉语、改汉姓为元氏,并与汉族通婚。这些措施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在民族融合中起了积极作用。

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国学校制度是北魏所首创。其方式是：每郡设乡学1所，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60人。并规定博士要博通经典，道德高尚，年40以上者。而学生则要“先尽高门，次及中第”。在西汉已有郡国学校，平帝时曾命令郡国普遍设立学官，但郡国学制的建立则是创早时间是在北魏。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地方私学转而呈现繁荣的局面。同时大学者、博士难于在太学讲论，转而趋向于豪族的家学。继两汉后面，在私人教育中，儒学仍占着重要地位。名儒聚徒讲学是私学的重要方面。学生人员数量上百人或几千人者屡见不鲜。在南朝影响相对较大的如齐国刘，以儒学冠于当时。著名神灭论者范缜就是他的学生。梁武帝天监四年 (505)所开的五个学馆是私学高度发展的典型。当时以潮州的严植之学馆为有名。他每一次讲课五馆学生都来，听众千余人。北朝传经儒者多于南方。大儒能开宗派的推荐徐遵明，北朝的大儒多是他的弟子。

教育特色

玄学清谈和私人讲学的结合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玄学家和经学家一样教授门徒，弟子也时常伴有数百人。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法。如陇西人王嘉不和世人交游,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也都穴处。泰山张忠的教育以形不以言，弟子来受教育主要看他修养导气的形态功夫，而不讲授课业。这是道教方术在教育上的反映。

儒学、玄学、佛学、道教的结合是南朝私人讲学的特色。很多学者既信奉道教而又通玄儒之学。如陈代徐孝克既谈玄理又通五经，他每日早训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讲学的形式受到佛教和玄学清谈的影响，梁时盛行登讲座讲经，听讲人员数量有的时候，多到千余人。梁陈讲学有的时候，在宫殿，有的时候，就在寺院。据记载，陈后主到开善寺，从臣们坐在佛寺西南的松树下听儒学大师张讥讲学。

科技教育也是当时私学的重要内容。如教授天文学、算学、医学、药物学，教学方式也有改进。南朝王微深入研究本草，常带两三门生去采摘草药，并亲自尝试以验证《本草》之可信。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好的医学教育形式。

在私人教育中，继汉代后面，妇女也授徒。比较显著的如韦逞的母亲宋氏继承家学《周官》音义，在战乱中教学不辍。后来韦逞担任苻坚的太常官时，在宋氏家立讲堂，教授生徒 120人，宋氏隔绛纱幔而教学，号宣文君。更引人注目标是,在南朝已有妇女被任为博士。如吴郡（今江苏苏州）韩蔺英擅长文辞，宋武帝时献《中兴赋》，受赏入宫，齐武帝时以她为博士，教六宫书学，当时大家尊称她为“韩公”。

这一时期宗族和家庭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刘殷的家庭教育，他共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另二子授予《太史公》和《汉书》，一家之内，经史并举。北魏宗室多设家馆请大学者、博士教授。如北齐杨愔一门昆季就学者30余人，当时家馆的规模可见一斑。据《北齐书·方伎传》记载：大数学家信都芳被齐高祖请为馆客，可见科技也是当时家馆的教育内容。

两晋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是和当时的家庭教育分不开的。书法自东汉以来成为重要，要优先集中精力的艺术。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称为书圣。他的儿子王献之，称为小圣。次子王凝之也工草隶。这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当时家传也是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大科学家祖冲之一家都长于历算天文。徐文伯世传医学，他的曾祖熙曾得到古代名医《扁鹊镜经》真传,祖父秋夫精针炙,父道度为人治病，医术高超；徐文伯则是治肠结石的专家。

这一时期有才识的妇女在家庭教育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南齐博学有文才的王融少时是由母亲谢惠宣女直接教授成才的。《元嘉历》的创造者何承天，幼年丧父，也是由母亲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后成才的。

这一时期童蒙读物带来一定发展。范岫著《字训》，王褒所写的《幼训》，已具有童蒙课本的性质。梁武帝时周兴嗣所撰的《千字文》，后在唐盛行，经宋、元、明、清均被列为蒙学所通用的课本之一。在公元5世纪初,中国的蒙学课本已具有这样的水平，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20篇，更是当时家庭教育思想的重要代表作。

私学是一种古代的特殊教育机构，它虽然不隶属于官方，但是，针对教育的发展能够有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与官府的太学一起，共同起到启蒙、开化、教育的作用，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春秋时期，私学启动产生雏形，后来一直发展到战国时期，私学压过官学，一时当中风头无两，很繁荣，历史上曾有过一段百家争鸣的阶段，而诸子百家正是私学发展的一大巅峰，当时各国的学者们，诸如周游列国的孔子等人，都开办了规模较小的私学，招收弟子和门徒，将自己丰富的知识、发达的政治观念传播出去，表达自己对国家政策的合理见解。

这些私学的持续性兴起、演化，打破了官方对教育的垄断，促进了民间教育风气的盛行，让更多寒门子弟可以打破阶级门槛，脱颖而出，通过私学走上官途，随着时代发展，这些创办私学的学者们也会持续性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在思想交锋和碰撞当中，提高了知识的碰撞和交融，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战国时期结束，秦统一六国后面，因为秦始皇推行思想专制，讲究一家独大，全国上下万马齐喑，私学之风一时也变得萎靡不振，书卷被秦始皇焚烧得干净，私学短暂的面临差点消亡的局面。

一、私学的繁荣

秦朝在秦二世手上葬送，文化专制的秦朝轰然崩塌，时间来到西汉时期，黄老之说盛行，还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的出现，都促进了私学的复兴，为私学的再度传播提供了土壤，它不但再次登上大雅之堂，而且，还成为了汉朝教育体系里面一颗明珠，至关重要。在西汉到东汉时期是私学发展的繁荣时期，在这段时期里面，官方创办学校和私学数量都是很多的，而且，一次讲学可能会吸引万人拥簇，有一位私学的创立者刘昆，后来还从私人教育走向了官方教育，受到皇帝赏识，荣升为太子教师。当时私学繁荣的地区是在荆楚地区。

汉朝私学主要的特点在于，身份限制小，较为宽容：从学生到老师，都没有任何身份限制，农人、贩夫走卒这样的平民，亦或是朱门贵族，都可之前去聆听私学，参加到私学教育中来，也可自己开办私学进行招生，只要讲学讲得好，不会有人在意其身份。当时的社会风貌十分良好，尊师重道贯彻于整个社会，大家都对拥有知识、思想高远的人投以钦佩之情，在相对的程度上带动了崇尚学习的兴学风气，使教育变得广泛化、平民化，“程门立雪”等尊重师长的典故，也是由此而来。

私学的诞生还有发展是有很大进步意义的，在私学诞生以前，教育被官方垄断，唯有权贵阶层才有资格接触教育，但是，在私学诞生后面，教育被送进了民间，学者著书立说，百花齐放，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增添了灿烂的一笔，打破了身份的门槛，这针对缓和社会矛盾也有着深远的作用，在私学发展繁荣的阶段，有大量的文人名士从私学里走出，给汉朝的文化发展开拓出广袤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