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四库全书史部总序译文，四库全书史部总序翻译

就史书应该遵循的规律来说，描述事件应该尽量简略，而考据求证则应该尽量详尽，没有比《春秋》描述更简略，没有比《左传》考据更详实的了。

鲁国史书中记载了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孔子通过这些描述判断这当中的是非，然後才可以用一两个字暗寓褒贬。

那就是写史书需考证的。

左丘明撰写《左传》，後人阅读事情的始末，判断是非，然後才可以理解字里行间暗寓的褒贬，那就是读史书需考证的。

假设没有这些事情的记录，就算是孔圣人也写不出春秋；假设不清楚这些事迹，就算是孔圣人来读春秋，也不清楚为什麼要对这当中的人物带来一定褒贬。

儒者喜欢大言，动不动就舍弃史传来求读经典，这样肯定是不通的。

有部分人能读通，也肯定是私下里阅读史传，然後假称没有借鉴。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後世称为绝作，却不清楚它的前身先是《长编》，然後是《考异》。

高似孙《纬略》，记载在他的《与宋敏求书》中，说到洛八年，才完成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个朝代。

关於唐朝的文字特别多，根据年月依次编辑为草稿，把四丈作为一卷，总数不下六七百卷。

也有人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件事情要援引三四个出处才编纂成，用了二百二十个人所著的各自不同的杂史和参考书。

李焘《巽岩集》中也说张新甫曾经看到洛阳有《资治通鉴》的草稿，塞满了两间屋子。

（李焘的这本集子目前已经失传了，这里是按照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转述他父亲马廷鸾，。

）目前看这本书，比如「淖方成『祸水』」，是出自《飞燕外传》，「张彖冰山」，则出自《开元天宝遗事》，还有一部分小说也没有落下。

但是，从古至今的著录，在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分配目录，肯定有缘故。

目前总括各自不同的书籍，分为十五类，开头的是《正史》，其实就是常说的大纲。

其次是《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都是参考纪传的。

还有《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这些都是参考各自不同的传志的。

《史评》的是参考各自不同的评论的。

过去还有《谱牒》这一项，但是，从唐朝之後，谱学就基本上没有了。

玉牒不对外颁布，家乘也不上报，唯有虚目罢了，故此，删掉。

私家记载，唯有宋明两个朝代多，因为宋明两个朝代的人都喜欢议论，议论有明显不同的意见就出现了门户之分，有了门户流派的区别就有了朋党，有了朋党就可以出现恩怨，彼此有了恩怨，得志时就在朝廷上排挤意见不一样者，不可以志了就用笔墨文章来报复，中间难免是非颠倒，迷住双眼视听。

但就算有异议和曲解，有各位考生的力量考证对质，也一定能得到正解。

就算有虚假的言辞，参考各位考生的说法来核实，也一定能了解到真情。

张师棣《南迁录》的妄言是邻国的事情，没法对质。

赵与峕《宾退录》用金国官制作佐证完全就能够清楚。

《碧云騢》一书污衊诽谤文彦博、范仲淹等人，晁公武觉得是梅尧臣写的，王銍觉得是魏泰写的，邵博又考证说确实是梅尧臣写的，可以能够算是罗圈架了。

然後李焘参考几种说法而分辨定论，到目前也就没不一样的说法了。

这也是考证一定要详尽的验证。

故此，史部的这些书，除了确实很大篇幅且寡淡繁杂没什麼可藉鉴的之外，凡是对正史有补充的，都应该选择精华留存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