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半月谈第11期_半月谈2019第11期文章汇总(3)

　　去年11月爆发、席卷法国全国的“黄背心”运动至今已半年有余，目前运动尚未彻底平息，但新调查显示，参与该运动的抗议者人数再创新低，马克龙政府的应对举措让失去理智的“黄背心”运动冷静了下来，使这一场可能失控的全国性社会危机得以缓解。

　　“黄背心”运动是法国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面对这一深刻社会危机，马克龙政府顺势而为，化社会愤怒为解决办法，其社会危机管理思路和处置方式值得关注。

　　理智回应暴力，有序疏导

　　“黄背心”运动是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法国所经历的严重的骚乱，抗议者对马克龙政府提出了长达48条的诉求单，涉及民生、民主、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明确提出反对法国执政者（马克龙总统本人）、反对现行政策（包括欧盟建设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国内外政策）、反对现行政治体制（即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议制）。

　　面对如此危机，过去历届政府的做法是被动让步以求稳定，其结果是矛盾没解决只是向后拖延，甚至更加深了矛盾。这也正是法国经济社会矛盾多年来积重难返的根本原因。而致力改革的马克龙没有重复前任老路，试图在化解社会矛盾和危机上寻找新的途径。

　　法国政府从今年1月起举行了为期两个月的 “全国大辩论”，针对抗议者提出的多项政治和经济诉求，马克龙确定这次大辩论围绕四个议题展开，即税务和公共开支、国家机制和国营企业、生态转型、民主和公民资格。

　　法国是个高税收国家，民众纳税占总收入的比例高达45%，马克龙重点向民众阐述税收问题，他提出以下问题请民众思考：我们怎样才能使税收制度更公平有效?在您的眼中，需要先降低哪些税?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在不降低公共支出总体水平的情况下继续减税，您认为优先考虑要削减的税收是什么?是否该删除一些与其实用程序相比过时或过于昂贵的公共服务机构呢？您是否对公共服务有新的需求?如果有需求，资金从何而来？

　　这场组织了上万场不同层次讨论的“全国大辩论”在法国史无前例。马克龙亲临一线，参加各地讨论，在大辩论期间共参加了56个小时的基层辩论会。他表示，通过此种方式咨询公民是法兰西共和国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另辟蹊径，化愤怒为解决办法

　　这场带有浓厚马克龙个人色彩的“全国大辩论”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展开：一是委员会设立公共网站，人们可在此自由发表看法与意见，网站本身也提供各种信息;二是在地方上举行各种讨论会，讨论结果报给全国公众辩论委员会;三是各大区根据抽签原则选择居民开会对各个问题发表意见；四是主办4个“国家论坛”，抽签请各阶层、各行业代表到会发表意见，所有意见递交上述委员会统一整理，后递交给政府。

　　大辩论取得了明显的持续性效果。

　　第一，把发泄愤怒的街头抗议转化为民众广泛参与的国家治理行为。抗议者要求参与解决矛盾的权利，马克龙顺势而为提出“全国大辩论”，不仅满足抗议者的要求，而且可以调动更广泛的民众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这一举措成功地消解了“黄背心”运动的猛烈势头。

　　第二，对法国积重难返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行梳理，让民众了解法国的家底和解决问题的难度。比如民众对税收问题为不满，纷纷要求减税。但现实问题是，不征税，国家的开支从哪里来?税收怎样改革才能平衡各方利益?这就需要倾听各方的意见，进行理性分析。

　　第三，大辩论有助于民众了解事实真相，了解政府财政拮据的困难，有助于缓解民众同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法国政府的举措使得其民调支持率明显回升。西班牙埃尔卡诺研究院网站认为，这在法国劳工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投入不少，见效不多！资源进村遭遇“后一公里困境”

　　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推进，各种资源要素汇集乡村，化作推动乡村发展的强劲动力。其中，政府投入尤为巨大。但笔者调研发现，一些项目工程中，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越低，资源进村遭遇“后一公里困境”，亟待破解。

　　真能做到“各家自扫门前雪”，那就是治理高水平

　　华北某大城市远郊的一个村，是一个有500年历史的古村，人口不到500人，100多户人家。这几年，随着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政府为该村配置了7个保洁员打扫卫生，但村庄环境一塌糊涂，见不得人。

　　区领导到村里调研，问村干部到底是怎么回事。村支书说是因为村里缺钱、基础条件也不好，所以村庄环境治理没法搞。区领导追问，那要怎样才能搞好呢？村支书毫不含糊，开口就要50万的财政支持。区领导想看看村里到底怎么个弄法，就爽快地答应了。

　　其实，区领导心里明白，根子是村里自从有了保洁员以后，村民就不在意公共卫生了；保洁员看到这种情况，也就不负责任。村干部也形成了依赖思想，还是想增加投入来解决问题。

　　村支书在获得区领导的许诺后，开展了浩浩荡荡的村庄环境整治活动。先是请了几辆挖土机，再是趁着搞党建活动的机会，把区、乡两级的机关干部组织到村里来，还召集全村的党员一起，共100多号人在村里扫大街。区长也参加了这次活动，“混”在群众里听群众的反映，观察到了不少真实情况。让他惊奇的是，群众站在旁边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热闹，像逛动物园一样，时不时指指点点哪个领导干得如何。

　　这位区长在跟笔者聊起这件事时，感叹了一句：曾几何时，“各家自扫门前雪”是一个讽刺；而今，基层治理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真是高水平！

　　笔者这些年跑了不少地方，类似现象实在是普遍。比如，很多农田水利项目，花了几百上千万修的渠道，因为农民用水合作不起来，多年就没用过一次，后还是废了；村里修路，到了农民家门口，各种阻挠要赔偿的，也实在是多。

　　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越低

　　这些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且国家还在加快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融合发展。然而，几乎所有地方都面临着“后一公里困境”：国家投入是不少，效率却极低；更有甚者，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反而越低。问题出在哪里？

　　直接原因是政府投入体系有问题。当前，几乎所有政府投资都是以“项目”的形式进行。从资金管理的角度上说，因为项目制有一套完整程序，可以“控制”项目资金的流向，避免资金撒漏。

　　但笔者调研发现，不少县都形成了一个依附于政府项目的垄断市场。在这些县里，无论如何市场化运作，后的结果通常是形成一个稳定的分利秩序——比如，水利项目总是一个老板承包，交通项目又是另一个老板承包。这些承包商，要分给有资质的建筑公司和负责实施的乡村干部一定的利益，如管理费、承包费等，不一而足，提高了项目实施的成本。

　　笔者和村干部多番计算发现，和村庄自主实施相比，按照政府规定的项目制的方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至少要提高20%，但质量比村庄自主实施的还要差！原因很简单，只要是村庄自主实施的，村干部都要想尽办法节约成本，村干部和村民都时刻在监督工程质量。

　　地处宁波市郊的集士港镇山下庄村，有较为雄厚的集体经济基础。2018年，该村主动开展村庄环境治理，请求镇党委政府允许其自主实施，保证资金不出任何问题。镇党委政府为此召开专题会议，形成了会议纪要，允许其自主实施。

　　集士港镇党委政府专门建立了零散工程的监管办法，每一笔资金去向都有案可查;村庄环境整治的每一个项目，都经过“四议两公开”的程序，充分论证、充分公开;所有工程，都由6个项目实施点的“点长”（村民小组长）组成的理事会具体实施；所有项目都是群众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当然，还有财务透明。

　　项目实施下来，村集体至少节约25%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干群之间通力合作干事业，无形中提高了村级治理能力，群众满意、干部也有成就感。山下庄村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碰到一两户“钉子户”，但不用村干部出面，群众在“点长”和村民代表的带领下，对“钉子户”进行教育，自己就解决了问题。

　　提高治理能力，少点包办思维

　　“后一公里困境”看似复杂，其实也简单。当务之急是，国家投入要少点“包办”思维，把重点转移到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