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新动态：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之中的“分”与“合”(3)

在中国医学实践中，由于医疗资源的紧缺与分配不均，生物医学模式主流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而且加之繁重的医疗任务，医护人员的主要目标着眼于挽救生命与治疗疾病。在这一导向之下，医护人员往往无暇顾及患者的情绪与其他诉求。此时，医务社工的出现本可以使患者得到更好的就医体验与诊治，然而在现实中，当患者身体症状消失后，医护人员便希望病人能够尽快离开，但又知觉自身角色不适宜规劝，便寻求与社工的合作，希望医务社工可以规劝病人尽早出院。

在医院里，床位周转应该是医生护士比较头疼的事情了，一些病人虽然症状消失了，但是不希望出院。我之前接手的一个案例是离异后独居的阿姨，她病好了却不愿意出院，因为出院后没人管，可是医生这边很着急的，她一天占着床位，就影响科室的床位周转率呀。医生就找到我，希望我们社工能做做患者思想工作，早点让她出院。(访谈3-3：小林，医务社会工作者，2016年3月16日。)

这样的合作，可能并不符合医务社会工作“以服务对象为本”的价值伦理，医护系统提出此类合作请求的背后，往往是由于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不了解所致[11]。此时，如果过分强调分界，则会强化专业之间的壁垒，势必对于融合产生反向作用力。

在笔者的田野观察中，医务社工对此并不是被动地应对，而是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现实处境的处遇策略。面对如此情境，医务社工认为应对的过程也是向医护系统输出本专业与价值的机会。

遇到医生希望社工劝病人出院的状况，我一般都会和医生这样讲：“我们医务社工可能做不到直接劝病人出院，但是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为啥不愿意出院，看看是否可以帮他链接到相关的资源，这样他应该也可以放心地出院了。”医生一听很乐意，还夸我们专业，这也是向他们逐渐植入我们专业的过程，我们要在这个环境里生存发展，不能缺少医生护士的认同。(访谈3-4：小亮，医务社会工作者，2018年3月16日。)

在医务社会工作未进入医院之前，医院已是一个较成熟的生态——各个专业系统在不断的互动中划定了边界，形成了不同专业之间的均衡状态。因此，在医院发展社会工作，不可能找到一劳永逸的策略，而是需要结合实际，上下求索，在动态过程中去寻找平衡，并积累推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本土知识及经验。

四、结论与讨论

社会工作作为对传统医疗系统局限的服务补位，确立了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的时代基调。从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时序来看，现在仍然处于专业化的初期阶段，“分”与“合”的两难困境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两者有着内在的矛盾，过分强调“分”会导致“合”的困难，过分强调“合”又会导致界限模糊的风险。社会工作者需要在实践中去寻找平衡，在证明自身专业性的同时，实现对于医疗系统的融入。如前文所述，医务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蹒跚前行着，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一套应对策略。面对分界，先从外在区分开始作出尝试，继而一步步走向对内核即制度、合作机制的改变，从而建构起应有的专业边界;面对融合，尝试利用一切机会向其他学科介绍自身专业，也试图通过严谨的研究、扎实的专业服务来获得相应的专业身份与认同，从而实现理想的融合状态。当然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工作专业化地位的确立需要法律、政策和制度的保障，而这依然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的社会工作目前还处在发展和建构之中，本研究呈现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社会工作专业的阶段性特征。但是就医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而言，即便是社会工作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和地区，也会面临“分”与“合”的困境。社会工作一直在努力证明其专业身份和地位，以成为“科学”为目标，以推进“证据为本的实践”为手段，实际上都是以医学为标杆的。医学系统对循证实践、干预效果的重视，可以激励社会工作以科学的方法证明自己的专业地位，这有助于医学与社会工作之间的融合。

然而，我们要警醒，谨防社会工作在与医疗体系的融合过程之中的“医疗化”倾向，而弃守专业的价值观。医疗化是将非医学问题界定为医学意义上的疾病问题(illnesses)或障碍问题(disorders)，并对其加以治疗[12]。这样的叙事掩盖了社会本身的结构性问题。医疗化背后所反映的是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使整个社会更倾向使用医学逻辑来解释、干预身处复杂社会境遇中的个体问题，从而无视个体境遇本身的复杂性，而后者正是社会工作应当重视的“社会性”所在，而这也是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需要予以观照的。这也说明，专业的分界是有必要的，更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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