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无足以挠心出自哪里，万物无足以挠心者

万物无足以挠心出自哪里？

出自-庄周 庄子“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约公元前286年），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1]。战国中期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与老子并称“老庄”。

庄子因崇尚自由而不应楚威王之聘，仅担任过宋国地方的漆园吏，史称“漆园傲吏”，被誉为地方官吏之楷模。他早提出的“内圣外王”思想对儒家影响深远。他洞悉易理，指出“《易》以道阴阳”，其“三籁”思想与《易经》三才之道相合。其文想象丰富奇特，语言运用自如，灵活多变，能把微妙难言的哲理写得引人入胜，被称为“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其作品收录于《庄子》一书，代表作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

据传庄子尝隐居南华山，卒葬于彼，故唐玄宗天宝初，被诏封为南华真人，《庄子》一书亦因之被奉为《南华真经》。

《庄子》言“万物无足以挠心故静”,并提出“心斋”、“坐忘”之法。

先秦儒家持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气概,主静之说,未遑思及。

主静说之历史

“主静”之说起源于道家老、庄思想,《老子》有“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清净为天下正”之语,《庄子》言“万物无足以挠心故静”,并提出“心斋”、“坐忘”之法。《齐物论》所记南郭子綦隐几而坐,嗒焉丧我,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为静坐观空之始。后佛、道二教祖之,立为课程,屏居静修参禅入定,为修心养性之基本方式。

儒家“主静”之说始自宋初,周敦颐《太极图说》有“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立人极焉”之语,随之,二程以“静坐”教法演为故事,传至罗从彦、李侗,每教人于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学者遂从而为单提口诀,静坐观心。朱熹见程门弟子多流入禅,遂遵程颐晚年之训,“少说静,只说敬”。至是,理学中人流入禅者渐少,但又有耽于读书考索名物之弊。此段历史正如明代陈献章所概括:

“伊川先生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此一静字,自濂溪先生‘主静’发源,后来程门诸公递古人传说授,至于豫章、延平尤专提此教人,学者亦从而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禅去,故少说静,只说敬,如伊川晚年之训。此是防微虑远之道。然在学者,须自度量如何,若不至为禅所诱,仍多著静,方有入处。若平生忙者,此特别对症之药。”(《明儒学案·白沙学案》)

明初学界为朱学所垄断,陈献章打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思想僵化局面,直溯周子,倡言“主静”,主张“静坐养出端倪”,从而竦动学者,遂启明代“主静”思潮之先河。继而王学崛起,王守仁被贬贵州龙场驿,中夜静坐,忽大呼悟道,而后居滁阳,多教学者静坐,一时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因为这个原因他到江西以后单提“致良知”一句,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他说:

“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王守仁为思想界之巨子,其人坐而论道,起而能行,他虽重视“静处体悟”,但也不遗却“事上磨炼”,因为这个原因其思想体系虽倾向“主静”,却未偏言“主静”。王守仁去世后,王门中陡兴“主静”之说,聂豹掀其波,罗洪先助其澜,同门中王畿、黄弘纲、陈九川、邹守益、刘文敏等交相责难,聂、罗二人一一申论,执之益坚,罗洪先明确提出:“周子这里说的主静者,乃无极以来真脉络。”(《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明末大儒刘宗周为主静说之殿军,他明确主张:“主静立极之说,为无弊。”“学问宗旨,只是主静。”(《明儒学案·蕺山学案》)

“万物无遁情”出自：《诗书吟》 宋 邵雍诗词文章主体：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人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画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诗者人之志，言者心之声。志因言以发，声因律而成。多识于鸟兽，岂止毛与翎。多识于草木，岂止枝与茎。不有风雅颂，何由知功名。不肯赋比兴，何由知废兴。观朝廷盛事，壮社稷威灵。有汤武缔构，无幽厉欹倾。知得之艰难，肯失之骄矜。去巨蠹奸邪，进不世贤能。择阴阳粹美，索天地精英。籍江山清润，揭日月光荣。收之为民极。著之为国经。播之于金石，奏之于大庭。感之以人心，告之以神明。人神之胥悦，此这里说的和羹。既有虞舜歌，岂无臯陶赓。既有仲尼删，岂无季札听。必欲乐天下，舍诗安足凭。得吾之绪余，自可致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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