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半月谈第16期_半月谈2019第16期文章汇总(3)

　　半月谈记者近期发现，机构改革磨合期，旧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一些新矛盾开始显现，部分高风险岗位专业人员流失，一些领域人力与事权难匹配，部门职责分工边界不够明确，地方机构重建有待从“物理相加”走向“化学融合”。

　　压力大、风险高，部分专业人员流失

　　某产煤大省近期一项调查显示，机构改革后，各市承担煤矿安全监管职责的科（处）室数量明显缩减，从改革前的66个减为改革后的35个。一些长期从事煤矿安全监管的专业人员流失，各市从事煤矿安全监管的专业人员从169人减至65人，执法队伍从609人减少到475人。

　　基层安全监管人员经常深入厂矿一线，随时面临威胁生命的各类危险。他们告诉半月谈记者，不管平时做了多少工作，一旦发生事故还是会被追责问责，轻则断送前程，重则锒铛入狱。改革过程中，部分经验丰富的“老安监”不愿继续留在安全监管部门。

　　机构改革中，人员安置要遵循“编随事走，人随编走”的原则。然而，实际工作中，一部分随编转隶人员对业务不熟悉、人岗不适应，而熟悉业务的人员往往存在行政、事业人员混岗使用等现象。

　　中部某县原煤炭局为事业单位，新组建的应急管理局是行政单位，一些具有丰富的专业技术、管理经验的干部由于身份问题难以划转。

　　除安全监管人员外，消防部队改革转隶过程中，也存在人员减少现象。今年3月应急管理部召开的首场专场发布会透露，较2018年同期，今年春防期间，转隶后的森林消防局队伍战斗员额减少7200多人，驻防点增加了18处。

　　南方某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认为，面对“全灾种、大应急”救援任务，既需要擦亮灭火救援这块“老字号”品牌，又要练硬综合救援的“主力军”本领。但在新任务新使命面前，一专多能的复合人才严重短缺，承担特殊任务的拔尖人才更是凤毛麟角。

　　不少基层应急工作人员表示，机构改革后，工作量呈几何级增长，身心压力较大。

　　职能增、编制不增，改革卡在“后一公里”

　　某消防部门人士说，随着城镇化推进，消防任务越来越重。根据有关规定，城区4至7平方公里要建一个消防站，但很多地方没有落实。过去，由于编制不够，消防员数量紧张，只能招聘合同制消防员。应急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消防任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但编制仍没有增加。

　　一位长期在消防部门工作的人士透露，有些县的消防中队在编才十几个人，除去轮休，正常执勤的人更少，很难去实施救火任务，不匹配救援国家队的身份。根据政策要求，消防人员建设的缺额部分，地方政府要补上，但各地落实情况不一。“有的政府，都不跟消防部门来往，不补充招聘消防员。”

　　不少应急部门人士反映，在大应急机制下，上面的改革设想非常符合基层现实和需要，问题是，各地怎么落实建强、建精应急队伍。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城市在消防力量、装备等投入方面“补旧账”，但仍有大量地区没有做到。总体而言，经济实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对消防力量的建设投入较多，越是偏远落后地区越少。“消防装备价格很高，一台车少则几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如果财政投入少，装备力量配备就很难。”一位消防员说。

　　北方地区一位消防支队长表示，就拿单兵图传设备来说，有的单位刚为各执勤单位全面配备3G设备，有的省市已经将4G、5G单兵设备投入实战。应急管理部门还没有形成整体统一的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应急通信组织体系。

　　受访应急部门呼吁，改革不能简单增加职能，必须同步加大投入，保证有人干活，才有执行力。特别是编制配备和经费、装备的投入要按政策要求到位。不能让改革卡在“后一公里”，让消防场地、人员、装备、经费陷入“走长征”局面。

　　机构改革要从“物理相加”走向“化学融合”

　　机构改革过程中，如何做到各部门之间职责分工明确是一大难题。不少地方特别是一些任务重、压力大的职能几乎成了“烫手的山芋”，有的随意推诿，有的不愿承接。

　　沿海某市有部门提出，应急管理部门既然有救援的职责，那么城市除雪的职责就应该划转到应急管理部门。东部某市城市管理局认为，防汛抗旱指挥部设在应急管理局，那么城市防汛工作也应该在应急管理局。事实上，应急管理部门并不拥有相应的专业人员和装备。

　　中部地区一位县长表示，如果各个职能部门不能相互合作，不仅大应急的改革目标难以实现，应急能力反而可能会被削弱。比如，过去护林防火是整个林业局和基层乡镇共同发力，简单地把工作推给应急管理局后，光靠一个科室、股室，难以防范风险隐患。

　　南方某市一位消防部门负责人直言，在应急管理改革之初，消防要把行政审批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但有些地方政府一度“很不情愿”。地方政府不愿意接的理由：一是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二是编制紧张。

　　在消防行政审批转移给地方政府部门后，一些地方的消防行政审批委托中介机构在做，交接之初甚至出现群众办事不方便的现象。

　　基层应急人士认为，完成组织架构重建、实现机构职能调整，只是解决了“面”上的问题，真正要发生“化学反应”，还有大量工作要做。针对机构运行中遇到的磨合问题，一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对“三定”规定中明确的职责要履职到位，不推诿扯皮；二要进一步厘清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对已明确的职责分工，要坚决执行；三要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应急管理部门履行好综合协调职能。

　　同时，地方政府要站在全局的角度，重视应急管理机制建设，属于自身的配套责任必须真正落实。只有平时投入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应急有力。

　　教育改革进行时

　　6  “流动+留守”儿童，监护真空下的高危群体

　　浙江9岁女童章子欣被害引发网络普遍关注和考问。章子欣并不是单纯的留守儿童，而是处于流动社会中的留守儿童。半月谈记者在甘肃走访多个农村家庭及学校发现，目前，农村的留守儿童正面临着留守和流动两种风险叠加的境遇，监护存诸多空白点。

　　一边留守，一边流动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受各地撤并村小、家长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等因素影响，众多留守儿童搬离祖辈一直居住的农村，与老人一起租住在城镇学校附近的城乡接合部，留守儿童变为“流动+留守”儿童，其居住地往往环境卫生差、交通干线密、流动人口多，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兰州市榆中县甘草店镇距离兰州市区50公里，这里聚集了大量流动的留守儿童家庭。9岁的罗若彤就读于榆中县甘草店镇中心小学。早年父母离异，父亲远在新疆打工，罗若彤与67岁的祖母张慧芳租住在距离学校1公里、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内。

　　半月谈记者看到，祖孙俩挤在一张双人床上，床头堆放着被褥、衣物等，电线乱缠乱绕，燃气灶、取暖炉等生活设施杂乱堆放。屋外紧邻大型货车经过的交通要道，附近不少留守儿童都经由此处前往学校。

　　张慧芳表示，院子里租住了3户人家，都是从农村搬来的。“孩子上学路上的交通安全我很担心，她独自在家我更担心。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张慧芳哭着告诉半月谈记者：“每次孩子和妈妈短暂见面后，孩子都会哭到晕厥，然后不断咳嗽。家里收入低，不能老去大医院，后来每次出现这个病就在附近诊所看，到现在也一直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但犯一次病，就要输液输很长时间。”

　　“城里孩子定期进行的体检对很多流动儿童来说是奢侈品。流动儿童多在户籍地参加新农合，报销比较麻烦，生了病只能到小诊所去输液，实在扛不住了才到大医院治疗。”榆中县甘草店镇中心小学留守儿童辅导老师盛玉琴说。

　　监护真空下，风险叠加

　　近发生的章子欣案，很多人都将悲剧根源指向了她流动留守儿童的身份。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许多孩子随着年龄变化，流动和留守的身份不断转化、重叠。如一些留守儿童小时候与父母在城市中生活，上学后则返回流出地区，从流动儿童转为留守儿童，再长大一些，则因为各种原因成为流动的留守儿童。

　　在西部一些贫困农村，生态移民、扶贫搬迁、撤并村小等因素促使人口向小城镇集中，但是由于城镇中没有就业，年轻劳动力往往选择外出就业，未成年子女和祖父母在城镇居住，他们中的不少人就成了流动的留守儿童。

　　一些外出务工父母缺乏监护责任意识，任由年幼的未成年子女独自生活，较少回家看望或保持亲情沟通，甚至常年不与子女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