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半月谈第15期_半月谈2019第15期文章汇总(3)

　　公司投产运营伊始，就注重本土化发展建设，有效促进了当地就业、税收的提升，带动当地轨道交通产业链的完善和升级。从2016年聘任17名印度员工至2018年底的近60人，员工本土化率达92.8%。

　　中车永济电机公司每年分批组织印度员工赴中国学习专业技术，组织专家到印度进行技术支持，在传授操作技能的同时帮助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精益生产流水线等，使他们具备了生产、质量、采购、物流、安全、消防等完备的管理知识及工作规范，完全掌握编排生产计划、物料配送、质量检验及控制的能力。

　　作为第一批接受培训的印度员工，2016年，杜比还只能算是初级蓝领，如今，他已经完全掌握了电机制造技术，技术水平达到中级。面对半月谈记者，杜比感慨：“中国中车引入对技术工人的技能评价体系，充分带动了自己技术水平的提升，这种以人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是实现‘印度制造’的根本所在。”

　　河钢集团让塞尔维亚重拾骄傲

　　成立于1913年的斯梅代雷沃钢厂，是塞尔维亚唯一一家国有大型支柱性钢铁企业，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然而一度辉煌的斯梅代雷沃钢厂，在经历过一段坎坷的发展之路后，到2016年已是举步维艰。塞尔维亚政府被迫组织国际招标，面向全球寻找能够挽救百年钢厂的战略合作伙伴。这时的中国河钢集团，正在“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加快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和产业链全球化布局。双方一拍即合。

　　2016年6月，河钢集团正式成为斯梅代雷沃钢厂资产的所有者和运营方，斯梅代雷沃钢厂成为河钢塞尔维亚公司（以下简称河钢塞钢）。

　　河钢集团先后派出11批次、近200人的雄厚技术管理团队，深入河钢塞钢产线，对各系统、各工序存在的问题进行起底式专业诊断；组织河钢塞钢与集团所属钢铁企业及欧洲先进企业全面对标，完善技术改造方案。河钢国际全球化采购铁矿石的规模优势、河钢德高在110多个国家开展商业活动的渠道优势，也为河钢塞钢稳定原料供应、扩大产品出口提供了巨大平台。

　　河钢塞钢烧结厂经理高永利说：“我把自己多年来的生产经验和这里的生产实际相结合，把新的工艺、新的技术引进到这里，让设备尽快恢复活力，提升企业竞争力。”

　　合作没多久，2017年一季度，塞尔维亚遭遇十年一遇的极端天气，多瑙河结冰。在此不利情况下，河钢塞钢仍然保持生产经营稳定运行，并连续实现盈利。

　　斯梅代雷沃市的很多家庭几代人都在斯梅代雷沃钢厂工作，他们对这座工厂的情感早已融入了生命。3年来，河钢坚持“三个本地化”原则，即效益本地化、用工本地化、文化本地化。公司收益主要用于技术改造和规模提升，完全依照当地法律、法规及文化习俗实施管理和经营，用工方面除了从国内抽调7名管理和技术骨干组成必要的管理团队之外，其余全部为当地员工。

　　截至目前，河钢塞钢不仅实现了5000多名员工收入的稳定增长，还通过延伸产业链条，为更多的居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斯梅代雷沃市平均每5人中，就有1人直接或间接围绕河钢塞钢工作。

　　浙江岩土为中国印尼合作育才

　　普拉赛提约是中资企业浙江岩土基础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岩土）和印度尼西亚培训机构合作培养的首批19个旋挖钻机操作手之一。在这里，他从一个对钻机一无所知的门外汉，成长为初级水平操作员。普拉赛提约说，是浙江岩土给了他新的发展机会。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雅万高铁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中国和印尼在工程领域的合作日益紧密，对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浙江岩土印尼培训学校校长叶带凤介绍，不少在印尼的中资建筑企业都面临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为了推动企业本土化，为印尼新增就业机会，推动中国技术借船出海，浙江岩土决定和印尼知名培训机构合作，为印尼培养技术人才。

　　叶带凤说，合作模式上，由印尼方推荐学生，浙江岩土提供教材、师资和培训场所，并负责学员的吃住行及生活津贴。教学上，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由师傅传帮带，以加速学生成长。

　　作为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印尼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为了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素质，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印尼正在全国范围推广企业与职业高中合作的“衔接和匹配职业教育计划”。除了浙江岩土，华为印尼公司、印尼经贸合作区青山园区等中资企业都和印尼职业高中进行了配对，开展学生职业教育培训，受到印尼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欢迎。

　　叶带凤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在印尼是长远发展计划，未来培训学校还将大量招收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学生，为“一带一路”储备本土化人才。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兴师动众来，稀里糊涂走？

　　“断头式”调研不断，“迎调”成了新负担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调研就是要把党的部署与各地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倾听社情民意、破解问题矛盾。半月谈记者在基层采访发现，一些地方调查研究走了样：有的调查研究“嫌贫爱富、舍远求近”，有的调查研究虚头巴脑拿不出实招硬招。为迎接上级调研，基层一把手成了“陪调”必需品，“迎调”成了基层新负担。

　　示范点络绎不绝，落后地门庭冷落

　　中部某省相关部门曾选取6个县区作为样本，对涉及样本的“调研”情况作了一次调研。其中，3个县是交通不便、基础较差、经济落后的县区，另外3个则交通便利、基础较好、经济发达。

　　对比发现，2018年，中央和省、市级到先进县区的调研平均数为71次，到落后县区的调研平均数为20次，两者相差51次。其中到离省会较近的一个县调研多达93次，到较远的黄河岸畔的一个县调研只有9次，两者几乎相差10倍。

　　在被调研的3个先进县区中，有1个县在2017年4月25日一天就接待了3批62人调研；另一个号称“全国百强”的县级市，其发达乡镇在2018年接待调研20次，同属一个市的欠发达乡镇则为0次。

　　此次调研还发现，一些领导干部选择调研课题时挑肥拣瘦，对成熟的、完善的课题重复调研，而对全新的、有挑战性的课题则少有问津。

　　某传统农业大县在几十年里积累了丰富的农业调研课题和资料，选择这个县做农业调研课题事半功倍。数据也证明，2018年各级调研团队在这个县的金农谷园区调研39次，占到总调研数的42%，而邻近的钨钢工业园区全年调研接待次数为0。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导致调研冷热不均的原因上下参半。

　　基层同志希望在上级领导面前出彩、展现政绩，所以介绍情况、安排线路不是按调研内容而定，而是想方设法让上级走经典路线，尽量安排到有特色、有亮点的地方调研，包括每个环节的时间、内容等都要严丝合缝地准备，甚至围观人员等都要事先布置。

　　一位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部分上级领导不去落后村调研的原因还在于，落后村往往也是矛盾集中村，去那里调研不仅极有可能工作完成不了，还会被上访群众围堵难脱身。

　　一名经常负责拟定调研方案的基层干部吐槽，厚此薄彼的调研，屏蔽了情况复杂、问题多、矛盾突出的地方，也丢掉了调查研究的初衷和功效。

　　害怕礼数不周，“陪调”成了大负担

　　采访中，一位区长统计发现，2018年该区政府班子成员共陪同上级检查和调研234次，其中区长自己参与过46次；2019年上半年区政府班子成员陪同109次，其中区长参与20次。

　　“有的领导几年才来一次，如果不见一面，怕产生误会。”这位区长坦言，现在市级干部到县区调研时的陪同规则已相对明确，一般由县级分管副职和职能部局的一把手负责对接。但对于省级部门到县区督查和调研如何陪同，仍由县区自己掌握。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一些关于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一票否决”方面的调研，党政一把手更不敢怠慢，全程悉心陪同。

　　“部分调研人员也常以‘陪同领导的级别’来定性县区对该工作的重视程度，以及对调研领导的尊敬程度。”一位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如果礼数不周，一旦产生误会，极可能对地方发展大局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

　　为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各县区之间存在“攀比陪同”的潜规则，当地的党政一把手尽量要陪，否则就是块“心病”，日后县里申请项目或遇到督查检查都不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