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半月谈第18期_半月谈2019第18期文章汇总(3)

　　在基层采访时，有干部向半月谈记者坦言：有时领导的要求、指示“踩红线”“打擦边球”，甚至明显违纪违法，作为下属明知是“坑”，迫于种种原因却不得不执行。“执行吧，违纪违法，哪天查出来了，肯定要问责；不执行吧，提要求的是领导，你还想不想在单位混？左右都是‘坑’，这种情况很普遍。”中部省份某乡镇干部说。

　　“领导指示无论对错都执行”

　　中部某省会城市一纪检干部接受采访时谈到某80后干部的尴尬遭遇——提拔公示期间被举报了。

　　这名80后干部原本在某市直部门担任办公室主任，组织准备提拔他为单位副职。但在任前公示期间，他被人举报违规接待，违反“八项规定”精神。

　　纪委介入调查发现，举报事项基本属实。不过，这名80后干部并没有主观故意，违规接待、套用公款都是单位主要领导指示的。上述纪检干部说，他是单位办公室主任，肯定知道这么做不对，但是他还是按照领导要求做了。

　　每年秋季开学前夕，中部某县教育局长就会关机“玩消失”。

　　“年龄不够的、择校的、转学的、换班的，托关系的人实在太多了，我根本应付不过来。”这名教育局长说。

　　但这位教育局长坦承，如果“关系硬”，有县级以上领导“打招呼”，尤其是书记县长“发了话”，即使明知不符合规定、对其他学生不公平，他也不得不想办法“搞定”。

　　东部某省一些乡镇干部反映，“领导指示无论对错都执行”的情况在基层比较常见，不少干部都会遇到类似情况：领导交代的任务，不办不行，办了又违法，进退两难。

　　“违法征地，未批先建，突破规划，公款送礼，超标准接待……这些基层多有发生的违规违纪现象，大多决策是领导，执行是下属，下属背着领导乱来的情况比较少见。”中部某省巡视办一位常年参与巡视的处级干部说。

　　执行错误命令容易进“坑”

　　半月谈记者在南方某县采访了解到，一返乡老板在某乡镇风景区内建起大型违建，被群众举报后，这个乡镇的国土、规划等站办所负责人被问责。

　　“没办任何手续，规模搞得那么大，一直不管不查，哪里是这些站办所负责人能决定的？如果县领导、乡镇主要领导不发话，这处违建根本起不来。被举报了，就找些下属来‘背锅’。”当地一名干部对半月谈记者说。

　　在基层，会议纪要很重要，通常被认为是集体决策。但在一些地方，也出现过干部执行会议纪要被判刑的案例。

　　河南永城市城乡规划服务中心原主任夏某，按照政府相关会议纪要，违规给开发商办证，允许其增高楼层。法院一审判决后，夏某不服，上诉称他是执行职务，主观上并无滥用职权的故意。二审法院终认定，夏某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

　　东南沿海某乡镇书记认为，执行政府会议纪要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会议纪要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明知违法仍然予以执行，其实是“往坑里跳”。

　　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汤黎虹说，早在几年前，有红头文件推销烟酒的，有红头文件为违法犯罪干部求情的，这些都如同违法会议纪要一样，都错误地运用了纪要或文件形式。

　　“以前，类似执行政府文件行为，即使犯了错，违了法，也往往被认为情有可原。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对所有基层干部都是一个警醒。”汤黎虹说。

　　应追本溯源，约束权力

　　基层干部表示，上级命令不论对错都要执行，基层干部陷两难的现象，本质上来说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盛行的恶果，催生了不讲原则、媚上欺下等不正之风。

　　公务员法规定，下级认为上级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提出改正或者撤销。但因种种限制，很多时候基层干部很少跟上级较真。

　　不少基层干部反映，直接领导和单位“一把手”非常重要。在单位考核、评价、奖惩、晋升、调动等方面，他们拥有很大话语权。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基层干部不敢也不愿“得罪”他们。

　　少数领导干部看准了基层干部的这个心理，在提要求、下指示的时候，极少考虑后果和下属感受。个别领导干部对下属讲“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只要结果”，强烈暗示下属采取非常手段。

　　化解“不办不行，办了违法”的困局，要追本溯源，约束权力。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在现阶段，下级给上级提意见，或者抵制上级错误命令，在操作上还有很多不顺畅的环节。

　　要提高基层决策规范性。汤黎虹建议，在基层决策过程中，应特别注重依法依规、程序正当，通过集体决策、痕迹管理等方式，防止个别领导“决策拍脑袋、表态拍胸脯、事后拍屁股”，不给执行层挖坑出难题。

　　5  倾听基层心声系列：基层文保，常叹有心无力

　　作为中华文化的承载者和见证者，众多考古遗址和田野文物如繁星般散落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谁在默默守望这些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见证？是一大批于无声处挥洒汗水的基层文保工作者。只是，与他们日夜相对的文物的巨大价值相比，他们自身发展的空间与可以凭借的资源有限，难免有捉襟见肘之叹。

　　捉襟见肘，同行在哪里？

　　今年62岁的老夏，是浙江绍兴市上虞区的一位基层文保员——不过，得加上“业余”两字。

　　1979年时，初中学历的老夏算得上是当地的“秀才”，被当时的上虞县文管会聘为业余文保员，这一干就是40年。上虞历史上是越窑的一大中心，中国陶瓷史上赫赫有名的青瓷，就诞生在这片秀美的土地上。如今，老夏自豪的是，邻近的帐子山上，“从东汉到北宋，窑址都能找到”。

　　上虞烧制的青瓷，件件是无价国宝，但老夏如今也只有一年1200元的补贴。“我们主要还是靠感情做工作，时间长了，也确实喜欢这些老祖宗留下的宝贝。”老夏说。

　　老夏的感慨也是上虞区文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王坚梁忧心的问题——一方面，“上虞现在有4处国保、12处省保、56处区保，保护工作量大面广，文管所只有8个编制人员，其中还有3个人调去做其他工作了，如果没有全区100多位业余文保员，很多事没法办”；另一方面，现在愿意留在村子里干这个的，多半是老人，业余文保员队伍的青黄不接，已是现实。

　　采访中，多位基层文保工作者表示，目前基层的文物保护手段十分有限，“物防”“技防”谈不上，主要还是靠“人防”，但文物部门普遍人力不足，借重业余文保员或群众文保员是常态。不过，他们的身份在文物保护法中并未明确，因此合适的待遇保障也都无从谈起。文物部门许多干部呼吁，法律修订时应当多多考虑现实中基层文保这支“无名英雄”队伍。

　　有心无力，无权怎办事？

　　陕西一文管所所长说，文管所不但人员少、巡查任务重，还缺少有效的执法措施，比如遇到村民在帝陵周围埋人堆坟，文保员只能口头教育。即使获悉重大违法线索，文物部门也只能下达督办文件或通报批评，实际收效有限。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相较于大遗址的重要价值与保护利用的高难度，当前文保部门普遍存在级别低、协调能力不足等问题。陕西乾陵、法门寺博物馆和汉长安城遗址等文保单位都经历了管理权由省下放到县（区）的变化。

　　“我的切身感受就是管理下放到基层后，文物部门的话语权在降低。”一位基层文保工作者说。一处大遗址保护单位的负责人也表示，保护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和国土、建设、林业等多部门协调，工作往往推进缓慢。

　　此外，不少大遗址集中分布区的文物部门反映，以经济指标为导向的考核设置让当地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凸显。一位文物部门负责人说：“不搞基础建设、不引进项目，考核排名肯定要垫底。搞项目开发，又可能触碰文物保护的红线，造成违法。”

　　这也是老夏日常头疼的事情。只要听说有土地需要整理，或者集体用地对外承包，他都要去了解一下，是否侵入了文保单位或文保点的范围。“特别是土地整理，国家是有钱补助的，文保单位周边不能动土，整理面积就少了，国家给的钱就少了。所以，经常就有人说我多管闲事。”老夏的语气颇为无奈。

　　保护有力，良策何在？

　　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普遍表示，让文物保护的手更有力，离不开政府“真金白银”的重视与支持，也离不开机制体制的创新。他们呼吁加强基层文保人员队伍建设，并运用多种手段保护文物；优化管理与考核体制，真正发挥基层文保部门的作用；提升文化自信，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