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税 渐行渐近

　　银行税，泛指为约束金融机构过度风险行为而征收的税金。

　　目前，全球只有三个国家将征收银行税纳入法案。

　　银行税的根本目的，是借助对银行收税的方式，提前积攒一笔来自于银行本身的资金，以便在下次危机来临时，政府可以不花费纳税人的钱，而是通过动用已征收的银行税来救助处于危险当中的银行。

　　笔者认为，在开征银行税之前，有几大问题值得探讨。

　　不利于经济复苏，且会导致资本结构失衡

　　银行税开征后，为保证利润，存贷利差必然加大，经济复苏的步伐将因金融活动受到抑制而放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银行税建议公之于众后，代表世界各大银行的国际金融学会随即发出警告称，银行税的征收将阻碍全球经济的复苏。

　　国际金融学会执行理事德拉拉在给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信中写道：“银行倒闭的风险应当由股东和债券持有人承担。银行税将颠覆现有的税务体制，税收不应被用于为无法预期的灾难设立基金。

　　任何对银行业施加的额外财务负担都不得损害其为经济复苏而提供信贷的能力，特别是在银行业已经接受了一系列新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的时候。”银行税的征收，会使经济萧条时期银行信贷收缩，间接融资供给减少。与此同时，资本市场融资困难，企业对银行贷款的需求相对增加，需求弹性下降，银行税负的转嫁加强，企业贷款成本加剧上升，经济繁荣时期则与之相反。这样则加剧了整个经济的波动性。

　　另一方面，资金规模大的银行风险评级普遍较高，相对于小银行，从实体经济获得的贷款依赖更大，有相当部分都是刚性需求，其贷款“定价”能力强，税负转嫁能力也相对较强。而各国银行税的“照顾重点”往往放在这些银行，这些银行就更加倾向于承担风险，并终把更多的税收负担转嫁给其他部门。后，政府为救助银行而筹集的资金大部分还是得由实体经济来承担。

　　使金融机构倾向于过度承担风险

　　大型金融机构获得较高的收益，不是因为有竞争力，而是由于其具有特殊地位。在这种扭曲的激励制度下，风险收益由银行高管获得，损失则由公众来承担。

　　“大而不能倒”的机构依靠政府给予的“隐形”保险更容易获得债权人或者存款人的资金，市场则倾向于给予其更高评级，这可以降低这些机构的融资成本，并使其获得了相对于其他机构的不正当竞争优势，从而降低了其宏观层面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其金融系统的稳定。因此，英、美、法、德等国想通过征收银行税的方式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可是，这种方法容易加大银行业的风险。如果是在那些金融制度建设相对薄弱的国家开征银行税，那意味着政府给予救助的承诺已经显性化，这将加剧资金规模大的银行的道德风险。而救助毕竟是事后性质的，大银行在资不抵债之前就已经对社会经济造成恶劣影响了。

　　开征银行税无异于亡羊补牢。

　　而且如果说原来只有“大而不能倒”的银行才会得到政府救助的话，那现在则连一般银行也能得到政府救助了。那么，小银行的风险偏好也会发生极大改变。不仅如此，银行税还会带来逆向选择。金融创新使得银行能不断将负债从资产负债表中“抹去”，众所周知，金融衍生工具一般风险较高。那些看起来规模较大的银行可能资产品质更好，而这类银行却要承担更多的税负。这一负担分布会促使银行表外业务极具增长和风险的不可控性加强。

　　征收细节难以确定，程序复杂

　　从本质上说，银行税是将银行业从风险活动中提取自我救助资金的过程以社会契约的形式固化下来并得到国家机器的强制实施。

　　从这个意义理解，银行税的税基应 该放在风险上。现实中银行业的风险是无法准确衡量的。虽然可以通过抗压测试等方法评估商业银行的风险结构和抵御能力，但全球性金融危机系统性风险的全面影响很难通过简单的情景分析或量化计算准确预计。故以风险为税基的可操作性并不强。

　　已确定征收方案的英德两国，其税基的确定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英国累退的银行税会导致银行借方期限结构的延长，贷方期限结构也会相应延长。而更多的长期贷款会加大银行业整体的贝塔系数。

　　德国累进银行税的初衷是有效管理金融机构的社会外部效应，但其抑制了银行风险对冲的活动，结果反而造成银行业整体风险管理能力的下降。